美国经济学家利普顿指出，价格政策和支出政策是最主要的两种城市偏向政策（urban preoccupation policy）。他认为，支出偏向是因为某种经济结构而加剧的，在这种经济结构中，城市地区的乘数效应比农村更强；价格平行线却是由于农村地区的价格上涨而加剧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贝克尔将城市偏向政策归纳为以下三方面：其一是宏观政策扭曲了经济信号，这种政策可以把非农产业的附加值提高到世界均值以上；其二是政府政策只将投资基金配置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上，而不顾在农村地区也可以获得较高回报的可能性；其三是对于在城市区域的投资，公共部门达到任何一种效率标准，其合理性的程度也无法被证明。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的财政政策也没有很好地履行公共财政的职能，城市偏向的财政支出政策使农业发展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严重阻碍了农村、农业的发展。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但财政对于农村发展支出只占10%～15%，占GDP总量的1%。尽管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开始重视农业的发展，1978年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出资金仅为15.066亿元，2009年已经增加到7161.4亿元，对我国的农业发展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相对投入比重却仍然处于下降趋势，严重影响了农业、农村的持续发展。1978年国家公共财政农业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占比为13.25%，1985年下降为7.66%，1991年回升到10.26%，到2009年又下降到9.4%。
总之，这种城乡有别的制度安排，虽然为中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快速建立做出了积极贡献，但也使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尤其使农村的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到20世纪70年代末，工农业之间及城乡之间的矛盾已相当突出，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停滞，2亿以上的人口温饱问题难以解决，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也难以为继。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的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核心的农业生产制度改革，以及粮食购销制度、分配制度等的部分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几十年积蓄的增长潜力得以集中释放，农业和乡镇企业获得了飞速发展，农村人均纯收入大幅度提高，农民生活状况有较大改善。但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城乡经济要素的流动仍然受到诸多限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及市场条件的变化，农业的比较利益低、农民的素质较差、农村相对封闭等“三农”内在的缺陷，由于二元体制的存在而更加严重。在城乡分割的政策环境下，市场经济使农业、农村、农民的弱势地位进一步强化，城乡关系失衡的矛盾更加突出，“三农”问题日益凸显。(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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