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指出:“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背景最为复杂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比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更为突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 Simon Smith)曾利用二元结构强度指标(即非农产业与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之比),来反映经济的二元化程度。根据他的统计分析得出,除中国外,世界上主要发展中国家工农业二元结构强度最大为4.09。按此方法计算的中国1978年至2009年的二元结构强度,除1984年外,其他年份均高于发展中国家的这个极值。这表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城乡二元经济差距最大的国家。从1978年至2009年间二元结构的强度变化来看(表3-1),1978年—1984年二元结构强度下降,由6.17降低到3.81;1984年—1993年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又趋强化,由3.81升至5.34;1993年—1996年,二元经济结构强度有所减弱,由5.34降到4.21;此后二元结构强度转为波动上升,2003年达到6.71的最高点后,开始有所下降,但2009年仍高达5.19。这说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出了制度变迁的增长效应,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水平,使二元经济结构强度逐渐减弱;1985年以后,尽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出现了波动,但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总体上是趋于下降的,与非农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扩大,二元经济结构增强,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进一步加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表3-1 1978—2009年二元结构强度变化情况
续表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相关数据计算。)
(1)工农业投资比例不对称
农村和农业人口多,但农村和农业的经济份额低,农村投资比例低。2009年中国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3.4%,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员总数的38.1%,但第一产业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3%,反映农村消费情况的“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占全国的32.1%(表3-2)。从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看,农村投资比例持续下降,城乡投资关系不对称。2006—2009年,全社会投资中农村投资分别为16629.5亿元、19859.5亿元、24090.1亿元和30678.4亿元,农村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逐年下降,分别为17.8%、16.9%、16.2%和15.8%,五年间下降了2个百分点。在这期间,城镇投资分别是农村投资的4.6、4.9、5.2和5.3倍,而“十五”时期这一指标为4.8倍,城乡投资差距进一步拉大。[1](www.xing528.com)
表3-2 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相关数据计算。)
图3-1 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2)工农业发展水平不一致
与工业高速增长相反,农业发展则比较缓慢。1978—2008年,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11.5%,而农业仅为4.6%,农业是国民经济效率最低的部门。这其中的原因:一是人均耕地少,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偏小。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耕地面积不断减少,据对农村住户调查,农户平均每人经营耕地面积已由“十五”时期的平均1.96亩,下降到“十一五”时期1.5亩到1.8亩左右,每个农户家庭经营的农田平均只有几亩,农业机械化、专业化生产很难推广,农业生产率很低。二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无法抗御较大自然灾害。中国气候变化专家、中英合作项目“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的中方带头人林而达认为,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用地的影响范围正日益扩大,2005年农田受灾面积为3882公顷,而到了2007年,这个数字攀升到4899公顷。而我国耕地的有效灌溉面积在“十五”期间仅占耕地面积的44%左右。三是农业信息化水平建设非常低,科技人才缺乏。2003年农业科技费用只有12.43亿元,仅占农业财政总支出的不到1%。基层农户和农业企业的信息化程度非常低,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平均每个乡镇只有1位技术推广人员,农业科技开发、推广、应用的力度非常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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