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Byland通过对瑞典Lappland中部地区1867年以前的殖民历史时期乡村转型过程的研究，提出了四个乡村聚落发展模型。Byland认为，在假设自然条件在所有地区内都一样的前提下，无论是已定居的或未定居的区域，只有当那些靠近“原聚落”的空间被占据以后，远的地方才开始定居。虽然Byland的乡村聚落发展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殖民时期的乡村转型情况，但对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乡村复兴”现象，以及中心城市制造业的衰退和人口的外流现象却无法解释。同时，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乡村非农产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利用此模型也难以给出满意的解释。[32]
E.F.Schumacher在其1973年发表的著作《小的是美的》中提出经济协调的增长模式和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他认为，为了实现健康的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应当成为核心概念。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思维模式，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商品为中心。为了实现这种模式，必须适当注意农业和乡村的发展，特别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应该如此，因为那里的大多数人生活在乡村地区，很大比例的劳动力正在从事农业生产。他认为，农业除了提供农产品外，还承担着其他三个基本功能：保持人与自然的直接接触，人化（而非工业化）和使人的居所更能兼容自然界的其他物种，使食品和自然的农产品变得鲜活起来。E.F.Schumacher并非反对工业化，他只是不同意排除农业和乡村的工业化政策，而主张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通过工业的进步使乡村生活更为容易，生产更有效率，生活更为有保障和可以持续。事实上这些观念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后成为大多数发达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主流，最终演化成可持续发展的新思维模式。[33]此外，美国经济史学家E.AJ.Johnson也在同一时期提出了乡村增长中心的发展理论，Stohr和Todling于1975年提出了“选择性空间封闭”发展理论，弗里德曼等人于1979年提出了乡村社区发展理论等。[34](www.xing528.com)
此外，西方学者对乡村转型的影响因素也很关注，Kathryn Scott、Julie Park、Chris Cocklin 将乡村-城镇转型的影响因素归结为五个方面：一是逆城市化加剧了乡村社会的变迁。逆城市化推动了“乡村复兴”，无论从关联度、制度、价值观，还是从经济功能的角度看，只是对传统乡村社会和乡村文化的侵蚀。大多数重返乡村的人口只是把乡村当作居住地而已，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仍然在乡村的外部，而不是乡村内部。二是工业化是乡村生活转型的基础。农业人口的减少，农业地位的下降，乡村部门对城市部门的依赖性增强，从而导致乡村向城镇的转型。三是乡村旅游活动的增多也成为推动乡村转型的主要影响因素。四是全球化对乡村转型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五是互联网和新闻媒体对乡村转型的影响也越来越大（2000）。[35]Seamus Grimes通过对信息社会中乡村地区发展前景的研究，在2000年撰文指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大量信息的掌握，缩短了乡村与市场的距离，提高了乡村地区对外学习的能力与机会。[36]Pezzini于2000年撰文指出乡村-城镇转型的动力有三个方面：一是因便宜的土地和劳动力吸引了不少工业与服务业搬迁到乡村区域；二是乡村区域当地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阻止了乡村经济的衰退与人口外移；三是随着居住条件的改善，人们越来越追求生活质量，随着方便的交通枢纽的形成，乡村广阔的空间、新鲜的空气、诱人的自然景色吸引了人们从城市搬迁到农村。Michael Roche于2003年提出了乡村发展的三个共生模式：农业—工业化、后生产主义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37]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