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农业转变与城乡关系的分析框架

（1）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

刘易斯模型：荷兰经济学家伯克（J.H.Bocke）于1953年提出，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于1954年第一次从人口迁移的角度系统地阐释了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呈现出二元结构状态，即存在着性质不同的两种经济部门，一元是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一元是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这两种部门在劳动生产率、工资水平、资本运用、生产规模、生产方式、生产效率、收入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并以此将经济发展的过程归结为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即农业比重逐渐下降而工业比重上升的过程。在假设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为零，存在无限供给的农业劳动力的情况下，在工业部门高收益的吸引下，农业剩余劳动力会源源不断地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并进一步诱发产业结构的演变，使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直到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工业部门完全吸收为止，最后经济由二元转变为一元，从而达到消除城乡经济之间的各种结构性失衡的目的。^[16]

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拉尼斯（G.Ranis）和费景汉（John C.H.Fei）在其著作《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一书中，构建了拉尼斯（G.Ranis）和费景汉（John C.H.Fei）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进行补充和完善，将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进一步细分为三个阶段，详细地论述了在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就业结构转换的条件和阶段，强调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对农业发展和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以及工业部门扩张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揭示了二元经济发展中劳动力配置的全过程。

乔根森模型：乔根森（D.W.Jorgenson）对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提出质疑，尝试运用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探讨工业部门增长是如何依赖农业部门发展的，以新的理论假设和角度创立了不同于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的二元经济模型，即乔根森模型。把刘易斯的剩余劳动下的经济发展转变为农业剩余产品下的经济发展，其特点是强调两个部门之间生产的不对称性。他认为，农业剩余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的充分与必要条件。据此，提出经济发展首先是要有农业剩余，其次是工业部门的扩张速度要足够快。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取决于农业剩余的增长速度（即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同时还取决于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状况。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越快，其储蓄率就越高，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就越快，最终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他的理论更突出了农业剩余在二元经济发展中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从一开始就必须保持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而非刘易斯模型所倡导的单纯的“城市—工业”发展模式。^[17]

托达罗（Todaro）模型：托达罗（Todaro）在20世纪60年代末，为了解释普遍存在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面临城市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农村人口仍然大量向城市地区流动这一持久性现象，他否定了刘易斯模型的假定条件，即在城市工业部门不存在失业，任何愿意从农业部门迁移到城市去的劳动力都可以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找到工作，并提出了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假说：在被分割的但是同质的劳动市场上，用预期工资的均等取代工资的均等。他认为，人口在城乡之间流动是不是人们对城乡的实际收入差异而是预期收入差异作出的反应。其基本前提是，迁移者可以对在农村和城市部门中所能获得的各种就业机会进行比较，从中选择一个使他们能够实现预期收入最大化的机会。依据这一理论，劳动力是否选择迁移到城市寻找工作，关键取决于他们在一定时间内对在城市部门就业的收入预期同当时农村农业部门普遍的平均收入之间的比较。如果前者大于后者，那么他就会选择迁移到城市去寻找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托达罗认为仅仅依靠扩张城市工业并不能根本解决发展中国家城市中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和失业问题，而解决“城市病”和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为此他提出了促进农村综合开发的政策性建议。^[18]

舒尔茨的农业改造理论：西奥多·W.舒尔茨（T.Z.W.Schultz）也对刘易斯提出的无限剩余劳动力供给假设及其相关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刘易斯关于农业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传统农业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农业部门生产规模小型化、资本稀缺、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低下以及信息约束等多种因素使得农业无法取得平等的获利机会，但农民本身却是理性且有效率的。他特别重视农业、农村发展在工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认为人力资本开发对工业化尤为重要。他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和工业一样都是经济中的重要部门，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举足轻重，重工抑农的政策是不可能推动工业化顺利发展的，也不可能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反而会导致推行这一政策的国家或地区的国民经济因比例失调、结构失衡而陷于停滞，人们生活更加贫困。^[19]舒尔茨认为推进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化的重点应放在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上，尤其体现在技术创新以及人力资本的培育和利用方面。

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乔根森等学者的二元增长模型从理论上阐释了一国在经济发展中，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转化的过程，即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由刘易斯理论所阐述的“城市—工业”发展模式，主张以城市、工业为城乡发展的主体，认为经济增长和现代化需要“城市—工业”加速的增长和向以城市社会为基础的社会转化，发展只能从城市、工业开始，在通过自然的途径或引导的方法，才能最终使城乡发展趋于均衡。但这一模式被发展中国家广泛采用后，许多国家以此为依据实施了严重的城市偏向政策，在政策上强化或扭曲了资源要素从农村、农业部门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并视城市掠夺农村的资源、资金和劳动力为理所当然。乔根森、托达罗、舒尔茨等学者因此认为刘易斯理论存在对农业的偏见，在理论上对仅仅依靠城市、工业的发展解决农村、农业发展问题的方式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保持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发展、改造传统农业、促进农村综合开发等政策建议。

（2）空间发展与城市化的二元区域结构模型

基于对经济增长非均衡运动规律的认识，佩鲁等的空间“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G.Myrdal）的“累积因果理论”、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的空间极化发展理论、弗里德曼的“核心—边缘”理论等区域发展理论，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城乡之间的关系，但其理论从空间上解释了城市与农村的相互关系、城乡差距的形成及转变趋势，并成为许多国家制定区域与城乡发展规划的理论依据。

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在20世纪50年代初，针对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均衡发展的观点，指出在现实世界发展中经济要素的作用完全是在一种非均衡的条件下产生的。1955年在其著作《增长极概念的解释》一文中对增长极的概念做出了阐释，并在1961年出版的《二十世纪的经济》一书中对增长极理论做了详细的论证。他指出：“增长并不是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极上，然后通过各种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积极影响。”

佩鲁在其增长极理论中，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增长极的作用机制：第一，技术创新与扩散。增长极能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从而使新技术、新产品、新组织和新的生产方法层出不穷，一方面吸引其他地区的最新技术和人才，另一方面又将新技术扩散到其他地区。第二，资本的集聚与输出。增长极能带来更好的投资环境，能从其所在地区和部门或从其他地区和部门吸引、集聚大量资本，同时为了满足其对原材料、农产品等需求，增长极又向周围地区和部门输出资本。第三，规模经济效益。增长极的企业和行业中，生产规模庞大，可以形成规模经济，产生内在经济效益，同时由于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其他服务部门的建立，因而形成了显著的外部经济效益。第四，集聚经济效果。增长极的形成，将促使产业活动和技术、资本、贸易、人口在地域上的聚集，从而产生具有多种功能的经济中心，并通过与周围地区的密切联系，利用吸引核扩散作用机制，推动整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20]

佩鲁最初所指的增长极是部门增长极，后来被众多学者应用于区域空间发展的研究中。它揭示了区域空间结构的形成，在政策上强调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中心作用，是典型的非均衡发展理论。

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理论：1957年，冈纳·缪尔达尔在其著作《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提出的“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利用“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概念，把地理上的二元结构引入了经济发展理论，阐释了城市中心区对其外围和边缘地区的辐射作用及不利影响，指出城乡之间的许多差异会引起“累积因果循环”，造成城市区域发展更快，乡村区域则发展更慢，使城乡差异以“马太效应”在逐步增大，并与此同时产生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扩散效应有利于落后地区的发展，而回波效应则不利于落后地区的发展。由于前者远小于后者，经过这一不均衡的互动过程，繁荣区域越繁荣，而落后区域则越落后。^[21]这就是“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这一理论的作用就导致“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www.xing528.com)

赫希曼的极化—涓滴效应理论：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提出的空间极化—涓滴效应理论做出了与缪尔达尔相类似的论述，“一国经济要提高其国民收入水平，必须首先发展其内部一个或几个地区中心的经济力量”，而“某一点的先进会给随后的其他点带来走向增长的压力、拉力与强制力量”，但其结论却相反。他认为，从长期来看，涓滴效应（相当于扩散效应）将足以缩小区域差异，这种趋势的不可避免性，部分是由于增长中的核心地区会产生聚集不经济效应，从而促使工业扩散；另外，如果极化效应（相当于回波效应）较之涓滴效应占优势，国家作为一种均衡机制也会予以纠正。赫希曼的理论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特殊形式。^[22]

弗里德曼的“中心-边缘”理论：美国著名城市与区域规划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中心-边缘”理论，把国民经济发展和空间一体化过程看成是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的“权威-依附关系”格局变动的结果。他认为，创新往往是从核心地区向边缘地区进行扩散的。按照中心-边缘理论的表述，在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必然发生经济空间结构的改变，在此过程中经济增长逐步由核心区向边缘区扩散并取得空间一体化。弗里德曼按工业化程度的不同将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化划分为四个阶段；前工业化阶段、早期工业化阶段、向工业成熟期过渡阶段和空间组织完全成型阶段。每个阶段都反映了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关系的变化。经过这四个阶段的发展，核心区与边缘区将会结合起来，最终将实现空间经济一体化目标。^[23]

麦吉的Desakota概念：基于对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一种“似城非城、似乡非乡”的新城乡地域类型的观察，麦吉（Mcgee）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了Desakota的概念。这一概念指的是在同一地理区域上同时发生的城市性和农村性行为，他被用来表示在亚洲大城市之间交通走廊地带的农村地区所发生的，以劳动密集型工业、服务业和其他非农产业区的迅速增长为特征的商品流和人流相互作用十分强烈的发展过程。其着重点不在于城乡区别，而在于空间经济的相互作用及其对聚居形式和经济行为的影响方面^[24]。它是由于城、乡两大社会地理系统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空间形态，是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的特点所实施的一种与传统的西方“以城市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城市化道路”不一样的“以区域为基础的、相对分散的城市化道路”。它不注重农村资源与生产要素向大城市的集中，而把重点放在城市要素对邻近农村地区的导向上。它既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不一样，也与通常意义上的“城市”不一样；既不是“农村”也不是“城市”，但却又同时具有这两种社区的特征。^[25]

从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理论、赫希曼的空间极化发展理论、弗里德曼的中心—边缘理论等，都强调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规律，但他们都认为核心与外围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资源要素的“自上而下”的流动来发生的，强调了城市的主导作用。这些理论均把城乡经济联系与互动看成是以城市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一种联系和互动，也就是强调了以城市为中心、资源要素从城市到乡村的流动来带动乡村地区的发展。^[26]麦吉的Desakota概念相当于中文的“乡村城镇化”，也有学者将其称之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

（3）城乡关系与城市化的二元结构分析框架

20世纪70年代后，利普顿（Lipton）、科普纳吉（Corbridge）、朗迪勒里（Rondinelli）等学者对以城市为中心、自上而下（Top-Down）的城乡发展理论和城市导向发展政策进行批判，主张以农村为基础、自下而上的发展政策。^[27]

利普顿认为，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穷人之所以总是穷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外国侵占了这些国家的利益，也不是由于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没处理好，而是在于本国的城乡关系没有处理好。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城市与乡村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第二，这种城乡差别集中表现为城市集团与农村集团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第三，两大社会集团之间的这种矛盾与冲突直接是由政府的一系列以城市为中心、自上而下的发展政策引起并加剧的。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城乡关系的深入分析，利普顿把这种由政府对城市过分倾斜的保护政策而引起的、非公平的、冲突型的城乡关系称之为“城市偏向”的城乡关系。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城乡关系的实质就在于城市集团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通过“城市偏向”政策使社会资源不合理地流入了自己的利益所在地区，而资源的这种流向很不利于农村发展，其结果不仅是穷人更穷，而且还引起农村地区内部的不平等。^[28]

科普纳吉认为，城乡关系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很可能是另外一些社会基本结构作用的结果，是由其他关系，如阶级关系、政治制度等决定的，它只是依附于其他社会进程（如城市化）的一种关系。他赞同利普顿关于“城市偏向”的理论概括，并且认为“城市偏向”症结，在于低廉的食物价格及其他一系列不利于农村的价格政策；在于倾向于城市工业的投资战略及由此引起的乡村技术缺乏；还在于乡村地区普遍存在的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落后。但他不赞同利普顿将政治简单化，将一种依附其他关系的现象上升到城乡的政治对立，以及将“农村集团”“城市集团”等相对的概念绝对化。^[29]

朗迪勒里也主张以乡村为基础、自下而上的发展，不同的是，他认为任何精心设计的乡村发展目标，如果将乡村与城市割开，完全采取自下而上的发展战略是不切实际的。他强调城乡联系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农业剩余产品的市场在城市，大部分的农业投入由城市机构提供，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释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需要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许多社会、医疗、教育等服务设施也都由城市提供。因此，发展中国家政府要获得社会和区域两方面的全面发展，他们的投资在地理上应为分散，这就要求有一个完整、分散的城镇体系，以给整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提供进入市场、获得各种服务的机会。朗迪勒里强调，在相对分散的一些聚居区进行战略性投资，就可以为乡村人口提供自下而上发展的基本条件和自治的进程。中小城市的社会经济基础可以使乡村发生变化，因此可以找到一种城乡平衡发展的模式。^[30]

斯多尔（Stohr）和泰勒（Taylor）则认为，自下而上的发展是以各地的自然、人文和制度资源的最大利用为基础，以满足当地居民的基本需求为首要目标的发展，它直接面对贫困问题，应由下面来发起和控制。这种发展是以基本需求和减低贫困为目标的、劳动密集的、小规模的、以区域内部资源为基础的、以农业为中心的、重视适当的而不是最高技术的发展。为此，他们还提出了以农村发展为中心的若干政策建议。^[31]

这种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被有的学者称之为“选择性空间封闭”或“基本需求满足”模式，他们虽然认识到了自上而下发展导致“城市掠夺农村、农村不断贫困”的一面，但忽视了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所提出的“城乡发展的中心应是农村发展”，走向了城乡发展的另一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