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价值

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其理论来源和价值目标来看，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性质的国际主义思想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天下主义”“和合主义”相结合，在党的几代领导人国际战略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在21世纪的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的“国际主义”。

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

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社会主义性质建构的共同体，强调建构的是真实的、平等的、互利的共同体，它倡导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的是一种平行结构的伙伴关系，而不是中心—边缘结构的资本主义剥削链条关系。站在超越国家的共同体的层次上，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结伴而不结盟”。这种伙伴关系强调基于“利益攸关性”“同命相连”和“共同发展”的自然聚合，其理念既高于建立世界政府的自由制度主义，更高于一切强调自利、自助、权力与自身安全的丛林法则。就其本质来讲，它已经表现出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就社会主义的概念本身来讲，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也实际代表着人类社会未来的历史发展方向，而且这种历史发展方向正随着生产力的越来越发达、随着总体人类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随着世界交往范围和深度的扩展，在21世纪日益表现为一种现实具象。这也即是为什么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吸引世界目光的根本原因。因为就其社会主义性质来讲它代表未来。虽然从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世界历史真正形成了，这也表明共同体具备了形成的可能性。但是马克思认为，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共同体，“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33]，因此是“冒充的共同体”。而“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34]。所以，按照马克思的解释，“真正的共同体”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即自由人联合体的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可以认为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是从“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走向“真正的共同体”过程中需要经历的阶段：对人类整体来说，仍然存在国与国、家与家的“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的现阶段。但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消除共同体的异化，可以走向“真正的共同体”。因此，可以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

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和合主义”的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显示了中国特色和气派，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风骨与风貌，融合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价值观，是不同于西方交往理念的新的交往观。以儒家文化为其价值内核的传统文明的经典论述，在习近平对于人类面对现代性问题和发展困境及如何破解的论述之中不断出现。我们在习近平一次次外事活动的演讲中，每每都可以听到他对中国“天下主义”与“和合主义”精粹思想的阐释，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外交伦理原则，“协合万邦”的外交目标与文化自觉，也包括中国国际交往所彰显出来的大国责任本质。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中国传统“大同”与“和合”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习近平说，中国这头巨狮醒了，但这是一头“和平”“文明”“可亲”的狮子，这是对中国所具有的大国“和合主义”本质的最好诠释。

一是沿承了“和而不同”的和谐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认为，以“和为贵”而行“忠恕之道”的有道德有学问的君子应该做到能在不同中求得和谐相处；而不讲道德没有学问的人往往强迫别人接受他的主张而不能和谐相处。“和而不同”强调多样性的统一，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民主精神，以及互相尊重的平等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和”为主旨的文化，本质上是包容性的文化，不排斥任何先进文化，有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广阔胸襟。中国的“和”文化，坚持的是“以和为贵”“有容乃大”格局；追求的是“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讲究的是“和而不同”“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哲学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与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一脉相承，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相通”而非“相同”，追求内在和谐而非表象一致，彼此相互欣赏、平等对待，通过交流、对话、协商弱化冲突，在磨合中寻求和谐共处之道。比如，新型的国际关系落脚点在于合作共赢，追求个体与整体共同发展、竞争与合作的对立统一性，“求大同存小异”与“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尊重差异性与统一性相结合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国际关系准则上，“合作共赢、和平发展”是习近平口中的关键词。他强调要“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35]；他指出：“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36]必须厘清的是，“和”既不是零和博弈，也不是无原则的“和谐”相处。事关原则性的大事，必坚定不移、寸步不让。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37]他还指出：“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题。”^[38]还比如，世界文明和谐共处，也需求同存异，因为“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对此，习近平提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如果万物万事都清一色了，事物的发展、世界的进步也就停止了。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39]因此，他强调：“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40]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站在世界和人类高度，高屋建瓴地提出来的一份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中国方略，进一步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和谐观。(www.xing528.com)

二是丰富了“义利并举”的伦理观。“正确义利观”不仅是一国内政的价值观念，更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伦理准则。正确对待和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重视道义与责任，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一向强调正确处理“义”和“利”的关系，突出“义”的价值。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墨子则提出“义，利也”，阐明“义”与“利”的统一性；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等等。可以说，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取利有道，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理念进一步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并举”伦理观。习近平对正确义利观作了非常清晰的概括，他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唯利是图、斤斤计较。^[41]2014年7月访韩期间，他对正确义利观的内涵作出了阐释：“在国际关系中，要妥善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政治上，要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经济上，要立足全局、放眼长远，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42]在谈到“一带一路”建设时，他也强调要坚持正确义利观，提出要“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要统筹我国同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具有差异性的利益关切，寻找更多的利益交汇点”^[43]。习近平提出的“正确的义利观”，不仅仅是强调中国要与发展中国家一道共同进步、共同发展，还要牢记国际道义和兄弟情义，对贫困国家进行适当援助，对待周边邻国要真心实意、互惠互利，做好朋友、好邻居。当然，习近平所提出的正确义利观中的“义”并非仅仅是传统意义下的基于天道与人道的“义”，而是打上了鲜明的社会主义烙印，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和发展方式。其中，和平发展是其核心价值理念，共同发展是其核心价值追求。而“利”也远非传统意义下的个人私利和“天下之利”，而是拓展为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甚至上升为一种全人类所共享的利益，利益要以互利共赢为特征，其内涵大大超越了传统的“利”的范畴。总之，今天的中国，正确处理“义”“利”的关系，尊重不同国家的国情与发展道路，积极援助其他国家，将道义责任与互利共赢完美结合，为建设大同世界提供价值导航。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基于伦理视角做出的正确价值判断，包含着世界大利、人类大义。

三是发展了“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中国儒家基本典籍《尚书》提出了“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反映了中国古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核心价值。《尚书·尧典》讲道：“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段话的意思是，尧是一个伟大的人，他能够弘扬“大德”，让家族和睦；家族和睦之后又协调百姓，也就是协调各个家族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和睦；社会和睦之后再协调万邦诸侯，也就是各个邦国的利益，让各个邦国都能够和谐合作，这是一个“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思想体系。其中的“协和万邦”引申到今天，就是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让各个国家都能够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共同发展。“协和万邦”的思想也被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所继承和弘扬。比如，孔子主张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和而不同”，和平相处；《左传·隐公六年》也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中国古代“以天下为家”的家国情怀、“兼济天下”的济世观念，超越了地域概念，打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禁锢，体现出了中国人民“人和、家和、国和、天下和”的美好愿景。近年来，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是对中华文明中天人合一、阴阳一体、中庸之道的价值取向的完美消化和生动诠释，展现出对“天下人”命运的深度关切。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儒家关于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协和万邦构想不谋而合。

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题为《深化合作伙伴关系　共建亚洲美好家园》的演讲时，也使用了协和万邦这句典故。他指出：“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内涵。”^[44]2018年6月9日，他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欢迎宴会上的致辞中提道：“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倡导‘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主张‘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这种‘和合’理念同‘上海精神’有很多相通之处。‘上海精神’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强调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在国际上获得广泛认同和支持。”^[45]习近平在上合峰会上引用这句话其实是重申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而且赋予中国这种古老的合作思想以新的时代价值，让这种和平、和谐、合作的古老价值观为今天的上合组织，乃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新的积极的作用。

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几代领导人国际战略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绝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几代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把世界当成一个总体性的世界来观察和分析，认为世界各国，无论是第一世界的美苏，还是中间派的日本、欧洲和加拿大，还是人口和地域宽广的亚非拉国家，都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它们之间虽然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纷争，但是它们是一个整体中矛盾与纷争，国与国必须基于和平共处这一基本原则来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总体性思想和观察世界的辩证思维方式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铺展其思想的基本思维方式，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亲、诚、惠、容”作为中国处理周边外交的基本原则，坚持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更是这一精髓的当代发展和具体落实。邓小平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并根据时代主题的转换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国情，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处理所应遵循的和平与发展原则出发，为积极建构一个新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出了基本的原则。江泽民在把握和分析当今世界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特点基础上，提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念。胡锦涛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大变革与大调整时代特征和时代潮流，高瞻远瞩，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在党的几代领导人提出的对世界大趋势的科学分析与理性判断的理论基础之上，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国情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大胆实践，为构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缔造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做出的崭新阐释。^[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