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新型权力观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6]从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丰富的意涵，其中持久和平是目标，普遍安全是追求，共同繁荣是机制，开放包容是路径，清洁美丽是基础。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国际延伸。这一理念，是以新型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新型文明观、共同协作安全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为其价值观基础的。

1.新型国际权力观

多少世纪以来，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为争夺国际权力发生了数不清的战争与冲突，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严重灾难。而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资本、技术、信息、人员跨国流动，国家之间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的状态，一国经济目标能否实现与别国的经济波动有重大关联。人类社会生活的全球相互依存性，已经开始把全球现象、全球问题、全球价值等新元素融入世界历史，人类已不可能再局限于领土国家之内应对生存挑战，推动社会进步，实现可持续发展。极端的国家权力观，不论是国家权力的“排外主义”还是“霸权稳定论”显然都不能适应这个全新的时代，国际社会亟须一场权力上的价值观革命，即用新型的公正国际权力观矫正并替代极端的国家权力观。这一新型国际权力观的价值基点是全球主义和多边主义，它要求以合作和共同体的意识取代各国间的冲突。为此，就要在承认国家主权相对独立、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主张国家权力的适当让渡，以汇聚成解决全球性事务的力量，在互商互谅的基础上实现全球政治觉醒，用国际性权力弥补部分国际事务的政治权力真空。长期以来，权力之争是国家间关系发展的主线，即使进入21世纪，对抗性思维仍不时出现。但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当下，各个国家都享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理应恪守平等互信的新型国际权力观。这就要求，一方面，所有加入联合国的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都享有平等的国际地位并平等地参与全球治理。另一方面，所有国家都应充分尊重他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能强加干涉别国事务。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国际公平正义。^[17]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如何构建新型国际权力观有过多次论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他明确指出，“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18]。2015年5月，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前夕，在《俄罗斯报》发表署名文章《铭记历史，开创未来》，进一步深化了平等互信的新型国际权力观。文章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告诉人们，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题。”^[19]因此说，“合则强，孤则弱”，才是新型国际权力观的真谛。^[20]2017年1月18日，他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21]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22]

2.共同利益观

利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由于每一个国家行为主体都具有明确的疆土边界、独立的国家政权、特定的国家利益，都要求把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原则，并在国际交往中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和自身的绝对安全。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当每一个国家行为体都基于同样的初衷而矢志不渝地向着自己设定的最优化目标迈进时，国际社会就可能会呈现出矛盾、冲突、较量甚至战争的行为。在残酷的国际斗争中，人类社会也逐渐认识到，片面地追求个性、过度膨胀自我利益而将他国视为客体、征服和攫取的对象，并不是人类的最优选择，人类社会是天然的利益共同体，每个国家都必须学会妥协、包容并选择恰当的方式，与他国共生共存共谋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促使人们对传统的国家利益观进行反思。瞬间万里、天涯咫尺的全球化传导机制把人类居住的星球变成了“地球村”，各国利益的高度交融使不同国家成为一个共同利益链条上的一环。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全球利益链中断。面对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任何国家要想自己发展，必须让别人发展；要想自己安全，必须让别人安全；要想自己活得好，必须让别人活得好。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共同利益也有了新的认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必须在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的基础上，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全球化时代，任何一项倡议和构想，都需要在合作中凝聚共识，在互利中取得共赢，互利性是一切合作得以出现和延续的动力，互惠互利就是互利共赢、共生共赢、相得益彰，实现双方或多方的共同收益。事实上，既然人类都处在“地球村”中，那么各国公民也就是地球公民，全球的利益同时也就是自己的利益，一个国家采取有利于全球利益的举措，也就同时服务了自身利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共同利益观要求坚持正确义利观，以共同利益为先，抛弃狭隘的功利主义偏见，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调整了自己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越来越重视人类的共同利益，使自己成为国际社会的“利益攸关者”。正如十八大报告所强调的那样，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23]习近平也明确指出：“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中国也为全球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24]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获得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和广泛支持，就是因为这一倡议不仅给沿线各国和地区而且给全世界带去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福祉。可以说，正是基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各国的利益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具有强大的现实生命力。

3.新型文明观 (www.xing528.com)

面对偏执、僵化的普世文明观，我们需要通过倡导新型的文明观来予以应对。文明不应当是普世的，而应该是多样、平等、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在普世价值观狭隘优越感驱使下进行的“四处征讨”，只会带来世界文明的“哀鸿遍野”。事实上，任何向世界推广普世价值观的“十字军东征”都是徒劳和危险的，“文明二元论”和“历史终结论”只会将人类文明引向紧张与冲突的境地。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倡导各种文明包容互鉴的新型文明观，加强不同文明间的交流、融合及认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是中国古代先贤关于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精辟之论。“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是当前习近平对世界文明互进共荣的精彩诠释。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演讲中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要秉持文明是“多彩”“平等”和“包容”的态度与原则。他向世界呼吁，不要用“文明冲突论”来试图制造文明之间的对立，也不要用“普世价值观”来试图消解其他不同文明。他强调，“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只要不抱偏见，坦然接受文明平等的理念，就能理解文明互进和文明共荣的道理。就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来讲，唯有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才能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25]。在各种文明间的交流和碰撞的过程中，要坚决抵制那种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的做法。不同的文明都是平等的，各种文明之间只有特色之别，没有优劣之分，各国只有秉持包容精神，兼收并蓄，才能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美好画卷。

4.共同协作安全观

在全球化时代安全问题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突出表现为国际问题的国内化和国内问题的国际化，“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26]。全球化凸显出安全的全球性，不仅意味着追求安全的主体是世界各国，而且表明了安全的共同性，而实现安全的方式只能是合作，如果没有国家间的合作，克服全球安全挑战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时空领域更加宽广，各种因素更加错综复杂。各国人民命运与共、唇齿相依。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27]为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树立共同协作观。这就需要各国在对话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通过坦诚的沟通交流，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着眼于各国共同安全利益积极培育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反对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只有超越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和各种偏见的藩篱，坚持共商而不是独断、共建而不是强推、共享而不是单赢，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建立起来”^[28]。“零和博弈”模式催生了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传统安全观，将国与国的关系简单归结为你输我赢的竞争关系和你死我活的对抗关系，一度成为国际社会上关于国家安全的普遍模式。然而，在全球高度一体化的当代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牺牲他国利益的情况下真正实现自身安全。共同协作安全观突破了“零和博弈”的历史局限，回应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时代特征，立足于构建“命运共同体”，强调“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29]。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30]

5.可持续发展观

当今，生态问题业已成为人类问题域中的一个显问题，而应对全球生态问题就要求各国共同树立可持续发展观。1972年，以研究环境和发展问题著称的“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报告，提出“若世界按照现在的人口和经济增长以及资源消耗、环境污染趋势继续发展下去，那么我们这个星球迟早将达到极限进而崩溃”。报告引起联合国的高度重视，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口环境研讨会上首次有人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此后，联合国1983年、1992年、2002年、2012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定和发表了几个很重要的文件，如被称之为《地球宪章》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说明可持续发展观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而对于全球生态问题，地球上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无法单独地面对它、解决它，因为生态环境问题是涉及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用系统的、整体的观点和方法来认识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还需要人类的共同行动。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也不能独善其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各国都共同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对此，习近平指出：“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如果抱着功利主义的思维，希望多占点便宜、少承担点责任，最终将是损人不利己。”^[31]应对生态问题需要全人类携手同行、共同努力，达成全面、有效、普遍遵守的生态保护协议，提出合理、公正、均衡的应对全球生态问题的解决方案，探索有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治理路径和治理模式。2018年5月，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推动和引导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彰显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2]近年来，中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交出了一份又一份亮丽的成绩单，以应有的大国责任和敢于担当的精神积极参与推动全球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向联合国交存《巴黎协定》批准文书，积极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蒙特利尔议定书》等国际环境公约。中国正在采取更加有力的行动推动二氧化碳减排，中国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淘汰量占发展中国家总量的50%以上，成为对全球臭氧层保护贡献最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