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是对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外开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外开放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
1.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
首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对外开放的思想。早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毛泽东就富有远见地提出,中国获得独立后要和外国进行经济、技术合作与引进外资,并努力争取把这一主张在解放区付诸实践。1936年,陕北苏区还是白色海洋中的一个红色孤岛,毛泽东在和美国作家斯诺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那末,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享有比从前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生产和消费的力量,不是一件能完全由中国人来管的事情,而必须要许多国家来参加。”[78]我们“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79]。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领导的解放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与世界隔绝的状态,不少反法西斯国家的友好进步人士曾到延安等地访问、考察和参加抗日战争。毛泽东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努力发展解放区和外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1941年5月1日,经毛泽东修改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等。”[80]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就提出要与英美等国建立国际统一战线,要求全党“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81]。1944年8月18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提出:“在双方有利的原则下,我们欢迎外国投资与技术合作。”[82]同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同谢伟思的谈话中表示:“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我们可以在经济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83]1945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与谢伟思谈话中再次表示:“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因此,希望美国能与中共进行经济合作。只有同美国进行经济合作,才能使我们的经济“有可能获得最迅速的发展”,才能使我们有可能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建议美国在延安建立领事馆。[84]1949年2月,他和苏共中央的代表米高扬会谈时提到,我们不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利用这两地的原来的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85]。同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86]综上可知,在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毛泽东就明确反对自我封闭,主张对外开放。虽然毛泽东这时还没有提出对外开放这一概念,但他所涉及的对外开放的内涵和原则是明晰的,从而为新中国的对外交往奠定了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
其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对外开放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发展中国与外国的经济合作和争取外国的援助,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当时,由于两大阵营的对立,我国在政治上不得不“一边倒”,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经济方面不搞“一边倒”,而是想方设法冲破封锁,和西方国家恢复发展贸易,争取他们来华投资。1949年12月22日,毛泽东自莫斯科电告中共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87]1950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中苏合股公司协定公布后消除群众波动的指示》中指出:“为了利用外国资本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某些事业的和外资合营及成立这种股份公司甚为必要,不独和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甚至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可能在适当条件下订立这种合营合同甚至租让合同。”[88]1953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口号的指示指出:“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倒向那边的问题。”[89]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90]。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这篇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中鲜明地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91]“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92]。他强调:“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93]毛泽东把全面地、永远地向外国学习和调动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和重要条件,标志着他的对外开放思想有了新的发展。1957年1月27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就单调了。”[94]1959年6月11日,他在同秘鲁议员团谈话时明确指出:“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美国炼的钢含硫量是百分之零点零四,我们只有个别地方炼的钢含硫量达到百分之零点零三七,大部分地方炼的钢质量不好。这是新问题,不能调皮,要老老实实学习。如果粗心大意、调皮、充好汉,一定会跌跤子的。”[95]中苏关系破裂后,毛泽东果断地把对外开放的重点转向西方,并明确提出: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无产阶级要向资产阶级学技术。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不是反对西方的一切,而只是反对那些帝国主义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它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96]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作出富有远见和胆识的重大决策,打开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中美两国由对抗走向对话,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亦自此结束。在此前后,包括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60多个国家同我国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我们的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我国选派了一批学生到英、法等西方国家留学,并从日本、西德、美国等十几个国家引进包括13套化肥、4套化纤、2套石油化工、43套综合采煤机、武钢1.7米轧机等大批先进技术和设备,总值43亿美元。毛泽东的这一重大决策为我国今天的全面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
再次,在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思想。独立自主是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得出的科学结论。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的一系列论述,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不仅贯穿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而且也体现在经济建设方面,自力更生就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在经济领域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的集中体现。毛泽东一向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97]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要改变中国的面貌,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98]。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十分重视外因的作用,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争取外国的支持和援助,但始终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在如何建设抗日根据地的问题上提出了我们党的基本方针:“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99]。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又反复强调要把经济发展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00]。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样,就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基本要求,上升到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路线和方针的高度,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习近平发表在《理论学习月刊》1996年11期的《基本国策:从自力更生到对外开放——兼论邓小平对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重大发展》认为:“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和以此为依据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基本国策,在过去的年代里指导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在演化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101]
2.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
首先,“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思想。邓小平通过对中国和世界发展状况及其关系的分析和思考,深刻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02],“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103]。“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04]中国的经济发展只有同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融合起来,顺应这一大趋势,积极走向世界,才能得到不断发展和壮大,才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迎头赶上。在《基本国策:从自力更生到对外开放——兼论邓小平对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重大发展》一文中,习近平指出:“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了对外开放是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105]
其次,“闭关自守就要落后,落后就要受人欺负”的思想。邓小平在1978年以后的多次讲话中指出,我们吃过闭关自守的苦头,我们的老祖宗也吃过这个苦头。“多年闭关自守,没有经验,我们确实付出了重大的代价。”[106]邓小平指出:“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107]“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108]邓小平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109]习近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是鉴于过去的教训,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下决心改变闭关自守的自我孤立状态,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并从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实施全方位开放,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和快速发展。”[110]
再次,“对外开放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思想。对外开放是否会冲击社会主义制度,这是许多人担心的问题。有鉴于此,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既要看到对外开放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带来某些消极影响,同时也要懂得,这比起利用外资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要小得多,危险有一点,但这并不可怕。他指出:“因为从政治上讲,我们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有能力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从经济上讲,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工业、农业、商业和其他方面已经建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111]由于对外开放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主体这个前提下进行的,是受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制约的,“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112],“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113]。习近平指出:“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深刻论述及时消除了党内存在的一些思想疑虑,统一了认识,保证了对外开放政策的全面和顺利实施。”
第四,“对外开放要大胆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的思想。针对一部分同志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的片面认识,邓小平认为,只有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科学、技术、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才能使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处于一个高起点上,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14]习近平指出:“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进一步开阔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视野和思路,推动对外开放向更加宽阔深入的领域发展。”[115]
最后,“对外开放要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立足点”的思想。邓小平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指导方针,是“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只有不断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才能有效地扩大对外开放,更好更多地开展对外贸易,吸引外国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对外开放中,邓小平还反复告诫全党,“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116],“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117]。“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118]“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119],“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20]。习近平指出:“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辩证关系,为对外开放的顺利发展和不断扩大指明了正确方向。”[121](www.xing528.com)
3.江泽民的对外开放思想
首先,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外开放必须准备“两手”的思想。江泽民面对国际风云变幻的新形势和新特点,深刻审视和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得失,辩证地指出:“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快,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世界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22]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123]。因此,江泽民强调:“我们一方面要大胆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好东西,有些东西不仅要学,还要花钱去买;另一方面又要坚决抑制各种腐朽的东西和反映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准备了‘两手’,掌握了‘两点论’,我们的学习和借鉴工作就会广泛正确地开展起来和长期坚持下去。”[124]
其次,积极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思想。适应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情况,江泽民强调,要积极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他积极倡导“加快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开放步伐”[125],“有步骤地开放银行、保险、电信、贸易等服务领域”。他还强调要“继续办好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大开放沿边地区,加快内陆省、自治区对外开放的步伐。”[126]
再次,抓住“入世”契机主动到国际市场上去经风雨、见世面的思想。经过坚持原则前提下的积极努力,2001年12月,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第143个成员。对于“入世”,江泽民指出:“从政治上看,从二十一世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大环境看,我们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到国际市场的大海中去游泳。虽然我们这方面的能力还不强,但要奋力地去游,并且要力争上游,不断提高我们搏风击浪的本领。这对我国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国际综合国力的较量中掌握主动有利。”[127]针对有的同志担心到国际市场的汪洋大海里去游泳,弄得不好会呛水,甚至被淹死,江泽民则认为:“如果我们总是不到国际市场上去经风雨、见世面,我国现代化建设就很难更快地推进。”[128]他还清醒地指出:“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利和弊、机遇和挑战,要科学分析和全面认识。对于有利的一面,要抓住机遇,积极加以运用;对于不利的一面,要抓紧工作,努力规避风险。”[129]实践证明,加入世贸组织,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为我国赢得更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强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总体上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最后,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江泽民根据我国新时期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提出了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大举措。江泽民多次指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勇于和善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充分利用好国外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们必须加快实施走出去的战略。”[130]“走出去”和“引进来”,是对开放政策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江泽民形象地说:“‘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两个轮子,必须同时转动起来。”[131]“这是一个大战略,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132]实践证明,实施这一战略,对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促进我国的长远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4.胡锦涛的对外开放思想
首先,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2005年4月,胡锦涛参加亚非峰会,第一次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强调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133]。2005年7月,胡锦涛出访俄罗斯,“和谐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和谐世界”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标志着这一全新理念逐渐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2006年8月,胡锦涛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指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再次强调:“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134]“建设和谐世界”的核心是“和谐共处”。“和谐共处”相对于“和平共处”,是“更上一层楼”了。它不仅要求维护和平,实现“和平共处”,而且要超越和平,促进和睦、合作和共同繁荣,实现“和谐共处”。
其次,“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的思想。针对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为了解除担心者的隐忧和粉碎阴谋者的企图,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向全世界昭告:“中国将坚定不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135]在党的十七大上,他再次强调:“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136]他还明确指出:“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中国人民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而不懈努力。”[137]
再次,“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思想。2005年在联合国大会上,胡锦涛提出了:“中国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真诚愿意同各国广泛开展合作,真诚愿意兼收并蓄、博采各种文明之长,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138]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提出了“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十七大报告中,他又一次强调:“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我们将继续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139]
最后,“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和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思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在强调“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基础上,提出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140]。他还指出,要“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141]。这表明在新的条件下,我国对外开放担负的主要目标,已经不再仅仅是单纯地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优化开放结构,而是在此基础上,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从而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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