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对外经济开放思想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开放历史，与此相适应，也有着极为丰富的对外开放思想，这些思想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的重要来源。

1.管仲的对外贸易思想

管仲是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公元前685年始任齐相，达四十年之久。期间辅佐齐桓公建立霸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非常重视发展对外贸易。为了活跃诸侯间贸易往来，管仲采取措施为外来商人提供便利条件，并密切注意诸侯国间物价变动情况，毋使“天下高我下”，造成本国物资大量外流恶果。管仲为鼓励进出口贸易，招徕四方商人，大力减免关税。《管子·幼官》载：“三会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据此，齐国是将关赋减到了百分之一。除了降低关赋税之外，齐国更免除了其主要商品——鱼盐的出口税和东莱鱼盐的进口税等。管仲推行这些措施，既便利商人来齐贸易，也有助于齐国向诸侯国倾销商品以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同时，管仲采取积极措施，便利商旅。如下令为诸侯商贾建立客舍，外商来车一乘的免费供应伙食；来车三乘的，外带供应马料；来车五乘的，另加服役人员照顾等。管仲还善于利用价格政策控制进出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对于齐国需要的物资，如谷物，采取“天下高我高”的策略，抬高价格，既可招致进口，又避免外流。而齐国过剩的物资，齐则采取“天下高我下”的策略，压低价格，使之低于诸侯国，则可推动外销，制止进口。此之谓“因天下而制天下”。

2.王夫之的对外开放思想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是最先接受西方思想影响，冷眼看世界的中国思想家、哲学家。王夫之针对明清闭关自守、禁止对外通商政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认为像明清这种“据地以拒敌，画疆以自守，闭米粟丝枲布帛盐茶于境不令外鬻者，自困之术也，而亦有害机伏焉”^[27]。他还比较明确而全面地阐述了对外贸易与国计民生之间的密切关系，指出对外通商可以“裕国而富民”“本固邦宁”，强调“天下交相灌输而后生人之用全，立国之备裕”^[28]。他还对闭关自守所带来的弊害进行了深刻分析，认为不许私人出海贸易，势必导致“自困”，“有害机伏焉”，因为国民经济要“活”而不能“滞”。他分析：“物滞于内，则金钱拒于外，国用不赡，而耕桑织纴采山煮海之成劳，委积于无用，民日以贫；民贫而赋税不给，盗贼内起，虽有有余者，不适于用，其困也必也。”^[29]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他从具体的“米粟”贸易说起，驳斥了“闭关以扼敌于枵乏”的庸人之见。他指出：“苟迫于饥馑而金钱可支也，则踰绝险以至者，重利存焉，岂至怀金以坐毙哉？”^[30]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他引述了两件历史事实为佐证：一个是“晋惠公背秦施而闭粜，兵败身俘，国几以亡”^[31]。另一个是“夫差许越粜而越灭之，夫差之骄悖，宰嚭之奸邪，自足以亡国，而岂许粜之故乎”^[32]？王夫之用这些深刻的历史教训证明了闭关自守害人不成反害己，强调“米粟者，彼己死生之命，胜败之司也，其闭之也，而害且若此，又况其他馀于己而待雠之货”^[33]？认为所有积压的物资如不尽快以贸易的方式流通搞活，都势必导致经济危机，乃至政治危机。

3.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对外开放思想

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国外情况，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技术制造军舰、枪炮，要求道光帝与各国进行正常贸易。林则徐作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率先把“知夷”作为“制夷”的重要先决条件提了出来，他把了解西方、认识外部世界同反对侵略二者直接结合了起来。林则徐所编撰的《四洲志》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是当时“唯一新颖的《世界知识手册》”，为中国认识世界、走向世界架起了一座迟来的桥梁。连傲慢的外国人也不禁对这位钦差大臣在日理万机之余“挤出时间，拿出激情”，孜孜探求新知的精神表示“肃然起敬”。他在虎门销烟的壮举，绝不是闭关自守，而是为了更好的开放，因为只有非法贸易销声匿迹了，正当贸易才能大行其道。他的《复奏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疏》集中体现了对外经济开放思想。林则徐认为外贸通商的顺利进行，可增加关税收入，用于制造船炮，巩固国防。而封关禁海只会自缚手脚，大大有害于国计民生，沿海人民靠海吃海，“若一概不准出洋，其势即不可以终日”。由于“格于定例”，华商“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薮转归外夷”。这隐隐表达了他鼓励华商出洋经商的大胆开放的倾向。魏源在林则徐《四洲志》基础上编著了《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仿制西方的军事武器，学习西方的练兵方法，创办军事工业和其他厂矿企业，大胆建议清政府在虎门拨出一块地方让外国人投资办厂，让中国有识之士进厂学习。几乎和魏源同时代的徐继畲编撰了《瀛环志略》，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近八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历史沿革、经济文化及风土人情。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明确提出了采用西方新式生产技术来开矿、制造和建立火车、轮船等交通运输事业的全面移植西方新式大机器生产的开放主张，而且提出“要向西邦学习邦法”以改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呼吁人们从西方各国邦法中去“心领灵会”“立法”的精奥所在。随后，洋务派“思欲以西国新法导中国利用之，以求自强”，主张在不触动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引进外国的科技、派遣留学、翻译西书等。

4.王韬、郑观应等人的对外开放思想(www.xing528.com)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等人纷纷主张在中国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新式工业，大声疾呼中国必须开放。王韬以卓尔不群的哲学睿智认识到：“今日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也。”他以中国特有的哲学语言表达这一见解：“故谓六合将混而为一者，乃其机已形，其兆已著。惟见微知著之士，上稽天道，下悉民情，按诸中外古今之事，乃足以语之。”^[34]他说：“智慧之士造火轮舟车以通同洲、异洲诸国，东西两半球足迹几无不遍，穷岛异民几无不至，合一之机将兆于此。”^[35]“故水必以轮舟，陆必以火车，捷必以电线，然后全地球可合为一家。”^[36]他认为，造成这种“合一”之势的还在于西方各国开拓市场、推销商品的强烈要求，他说：“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叩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37]面对全球化趋势和民族面临的深重危机，他提出主动对外开放，指出：“时至今日，泰西通商中土之局，将与地球相终始矣。至此时而犹作深闭固拒之计，是直妄人也而已，误天下苍生者必若辈也……今日中外大势，惟有因势利导之方，万无杜绝驱除之理。”^[38]郑观应长期从事商务活动，经常来往于上海、澳门，对外国资本主义有着深刻了解。他认为，要赶上西方，首先要了解西方，“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39]他指出：“今彼之所谓天学者，以天文为纲，而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诸艺，皆由天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地学者，以地舆为纲，而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皆由地学以推至其极者也。”^[40]“所谓人学者，以方言文字为纲，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诸艺，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并有益于国计民生，非奇技淫巧之谓也。”^[41]他还主张，学习西方，可以日本为借鉴。“夫日本商务既事事以中国为前车，处处借西邻为先导。我为其拙，彼形其巧。西人创其难，彼袭其易。”^[42]

5.康有为的对外开放思想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维新派思想家以进化论为武器，主张在君主立宪的前提下实行对外开放，提出“以工为国”的口号。康有为指出：“自乾隆末华忒新创汽机，英人以为地球复生日。自嘉庆元年拿破仑募奖新器新书，而精器日出，至今百年创新器者凡十九万余，于是诸欧强国，遂以横行大地，搜括五洲，夷殄列国，余波震荡，遂及于我，自是改易数千万年之旧世界，为新世界矣。”^[43]在这样的“新世界”里，中国不能也不可能再闭关自守了，“数十年间，汽船自绝海而驶来，铁路由异域而通至，电线电话可万千里而通语文，甚且汽球翔舞于空中，虽有高城峻天，亦复无关可闭矣”^[44]。而“吾永永闭关，以为今之世，犹古之世也”^[45]，诸欧“遂破吾数千年久闭之重关，惊吾久睡之大梦，入吾之门，登吾之堂，处吾之室矣！自尔之后，吾中国为列国竞争之世，而非一统闭关之时矣”^[46]。那种自然经济条件下“一统闭关”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已处于“四海棣通，列国互竞”的开放时代，对外开放是历史的必然。他还指出，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屡遭列强入侵、胁迫，整地接踪，赔款不止，其根本原因“皆由向来闭关守旧”所致，是“处竞争之新世，而行闭关之旧法”的结果。所以，他大声疾呼中国“今日大患，莫大于昧”，要救亡图存，只有像日本那样，对外开放，学习西方；改革内政，舍此无其他“异术”、妙丹，“吾今自救之图，岂有异术哉”^[47]？

6.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继承了前人向西方学习的开放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之。他坚信中国在进步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基础上，实行开放主义，学习和利用西方一切先进的、有用的东西，就能够很快地变贫弱为富强，赶上并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在他看来，中国的繁荣兴盛首先必须要对外全方位开放。民国初年他多次的讲演无不宣传这样的建设理念。1912年9月27日，他在济南各团体欢迎会的演说中指出：“中国人向富于排外性质，与今之世界甚不相宜。……以前事事不能进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人，皆急求发达我国之故，不得不然者。”^[48]1912年10月12日，他在上海报界公会欢迎会的演说中谈道：“现世界各国通商，吾人正宜迎此潮流，行开放门户政策，以振兴工商业。”^[49]同月22日，他在南京国民党及各界欢迎会的演说中提出：“现今世界日趋于大同，断非闭关自守所能自立，但开放门户，仍须保持主权。”^[50]他又不止一次使用了“开放门户政策”这样的概念。在1912年的另一次讲话中，他提出“要想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主义不可”^[51]，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旗帜鲜明地确立了“开放主义”的国策。1920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海港建设为枢纽的对内对外开放开发战略”，即在华北、华东、华南的沿海地带，选择靠近天津、上海、广州三大城市的合适地点，分别建立三个世界级大港口，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们成为中国与世界经济合作、交流的“策源地”和“中枢”。孙中山虽然极力倡导对外开放，但他也强调实行开放必须因地制宜，反对全盘西化，反对崇洋媚外。他指出：“我希望有一个负责任的，有代表性的政体，此外，还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52]他认为，中国人在学习西方过程中完全可以走一条自己的道路，不能完全效仿欧美国家；中国必须结合自己的国情借鉴欧美文明，取其善果，避其恶果，“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53]。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对外开放因素，特别是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开放思潮，虽有不切实际的缺陷，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本质认识不清，存在着幻想的一面。但这些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前较先进的对外开放思想，因而也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