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应答理论模型：组织惯例与免疫系统的联系

虽然组织免疫理论在自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将企业组织视为一个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外界环境变化、自动维持组织稳定的有机体，从而弥补了以往在组织适应环境变化的研究中单纯强调“以变应变”的理论缺陷。但这种“组织免疫理论”仅是一种组织层面的宏观理论，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尽管有人曾从组织生态学的视角将组织的免疫系统还原成免疫器官、免疫细胞等基础结构（张剑光，2012），但这种机械式的“还原论”对诸如企业是如何识别环境变化的，企业是如何适应新环境的以及企业免疫力的微观基础是什么等问题并不能很好地解答。

围绕上述理论问题，姜涛、熊伟（2014）构建了一个基于组织免疫视角的惯例新理论。该理论保留了惯例生成观理论中的惯例是能力的微观基础及其结构和行动的双元性假设，又进一步提出应将惯例的明示方面看作由一系列启示所构成的启示组合。这个少而精的“拇指规则”（Rules Of Thumb，即独特的经验规则）组合能使组织在一个简单的规则结构中即兴行动，从而保持其行为的连贯一致性（Bingham，Eisenhardt，2011：1457），而惯例的实行方面则仍延续它的原定义：由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执行组织惯例时所采取的特定行为（Feldman，Pentland，2003：101）。另外，该理论还通过借鉴惯例生成观理论文献中的追踪惯例执行者的“情境化行动”的思路，将动态变化的惯例执行环境视为一组由具体情景所构成的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图像集合，其中每一幅具体情景的图像都代表着组织在持续修改惯例以应对环境压力的变革过程中，某一时间点上与惯例执行相关联的具体情境，进而将惯例的演化过程转化为惯例运行中的具体情景与惯例的明示及实行3方面之间的循环交互模式。该模型虽然保留了惯例生成观理论中的明示与实行之间的选择性变异与保留的循环递进过程，但与之不同的却是在组织水平上对组织惯例与变化环境的匹配过程进行探讨。通过具体情景这一构念的引入，将组织惯例与变化环境的匹配问题进一步分解为3个子问题：a.组织是如何识别具体情景并选择相应惯例的？b.组织是如何运用惯例来应对具体情景的？c.组织是如何根据惯例在具体情景中的执行结果来更新惯例的？

随后，两人又利用组织免疫理论（吕萍，王以华，2009）中的组织监视、组织防御、组织记忆来概括三者之间的路径关系，进而提出惯例即为组织免疫力的微观基础。此外，新理论还进一步将惯例类比为同时具有稳定性与变异性的组织抗体，将组织惯例与变化环境的匹配过程类比为组织识别外来抗原并产生相应抗体排除抗原的免疫应答过程，并通过引入1984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得主Jerne在免疫网络理论中所提出的“生成的语法”假说^[3]，从组织层面上对“组织是如何识别具体情景并选择相应惯例的、组织是如何运用惯例来应对具体情景的、组织是如何根据惯例在具体情景中的执行结果来更新惯例的”3个问题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并就惯例的起源、本质与效能提出了新的诠释，从而对组织惯例与变化环境相匹配的演化过程提出了一个更综合、更全面的解释，促进了组织适应环境变化的理论发展。

所谓免疫网络理论是一种建立在克隆选择学说与复杂巨系统以及自组织理论基础上的免疫调节学说。该学说认为，任何一个抗体分子的可变区上都有独特的氨基酸序列，以构成特异抗原的结合部位，而这些独特的抗原结合部位本身又构成了该抗体的独特型。在免疫反应过程中，当被外来抗原所激活的细胞克隆产生足够数量的该类抗体时，抗体表面的独特型决定簇便会被宿主体内的其他淋巴细胞所识别，并产生相应的抗独特型抗体，由此类推，淋巴细胞克隆不断地被激活，继而又不断地生成相应抗体。通过独特型与抗独特型之间的相互识别、相互刺激与相互制约，免疫系统内部构成了一张巨大的、复杂的免疫网络（见图3.3），从而可以对免疫反应进行调节，使其最终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Jerne，1974）。

图3.3　独特型网络

资料来源：De Castro，Von Zuben，1999：89//莫宏伟，等，2009：61.(www.xing528.com)

对于生物免疫组织的这种通过识别外来抗原并产生相应抗体排除抗原的免疫应答过程，由于受系统论与自组织理论的影响，Jerne（1993：6）将免疫类比为语言，将免疫系统的运行方式看成“生成的语法”^[4]。为此，他引用Chomsky关于语言的论述来表达他的思想：“任何重要的语言学理论所强调的基本事实是，一个有经验的话语者能够在适当的场合用他的语言制造出新的句子，而其他的话语者也能立即听懂这句话，尽管这句话对他们来说也许从未听到过……语法就是一种详细说明无限多样的句子，并且给每一个句子分配一种或多种结构定义的规则。也许我们将这种规则称之为一种生成的语法（A Generative Grammar），理想的语法应当包括句法、音调和语义成分。”基于这种思想，Jerne把产生无限多样抗体特异性的机制比喻成句法，将引起抗原抗体反应的免疫应答机制比作语义学，即免疫系统通过抗体语句来回应各种抗原语句。Jerne认为免疫系统所能生成的抗体种类就像语言中的可能语句一样是一个“无尽的终端”，而免疫系统中每类抗体的可变区氨基酸序列组成的结构都是构成这个免疫词典中的一个语句或段落。由此，免疫系统便能根据它的“生成的语法”制造出回应各种抗原语句的抗体语句。

对于免疫系统对抗原的识别与应答，Jerne（1993：7）提出了镜像理论，认为免疫系统对于一个入侵抗原的免疫应答就是从免疫系统的现有抗体库中选择一个抗体独特位上具有合适抗原镜像的现有抗体。在这里，Jerne以镜像作类比，认为在“有意义的”抗原结构中，某些部分就是抗体独特位氨基酸序列的镜像，而免疫系统正是利用抗体独特位上储存的反映抗原“有意义的”结构的特定信息来识别外来入侵抗原的。对此，Jerne强调说：“抗体语句具有抗原语句的部分镜像，但这些抗体并不是入侵抗原的重现，它们在抗原入侵前已预先存于B细胞的抗体库中，服务于机体。”

由此，姜涛等人提出了一个新的组织惯例—免疫应答理论模型（见图3.4）。该模型将组织看成一个免疫系统，组织惯例相当于免疫系统中的“抗体”，将具体情景看成抗原。组织惯例与具体情景间的交互作用则看成免疫应答，即免疫系统选择一个在抗体独特位上具有合适抗原镜像对应物的抗体与抗原发生反应。此外，模型将惯例的明示部分看成“抗体”的结构，而构成惯例明示部分的启示组合则被认为是“抗体可变区结构中的各个独特位上的氨基酸序列”，进而惯例的实行部分被认为是抗体可变区结构在抗体抗原反应中所发生的氨基酸序列变异。

图3.4　组织惯例—免疫应答理论模型

根据以上假设，该理论又进一步提出组织惯例—免疫应答过程是由组织监视、组织防御、组织记忆3个过程所组成的循环交互模式。组织监视是指依靠组织惯例明示部分中与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情景密切相关的启示组合的内容（抗体可变区独特位结构中的抗原结构镜像），组织（免疫系统）识别出具体情景（抗原）中需要用惯例来解决的问题（有意义的抗原结构），并挑选出具有最佳抗原结构镜像的抗体（组织经验库中现有的惯例）来与之应答。组织防御是指在组织监视有效的前提下，组织尝试通过执行现有惯例来解决具体情景中所存在的需要用惯例来解决的问题，即组织防御是组织利用现有惯例来完成特定任务的一种“试错学习”（Rerup，Feldman，2011）。由于免疫系统（组织）在组织监视中所选出的抗体（惯例）结构中仅有抗原结构的部分镜像物，并不能与该特定抗原（具体情景）完全对应，所以被免疫系统（组织）所选出的抗体（惯例）要根据特异抗原（具体情景）的具体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异”，即改变抗体可变区域结构中的氨基酸序列，这其中又包括了氨基酸序列的重组与突变（调整或修改启示组合的内容）。通过一系列的结构变异，最终免疫系统（组织）将所选出来的抗体（惯例）改造成了与特异抗原（具体情景）完全对应的结构形态。组织记忆是通过能够存贮过去决策信息的容器和空间形成的企业储存知识的方法和手段（Walsh，Ungson，1991），由分散的知识和使其能够被利用的整合机制构成（Oliver，2000）。在组织惯例—免疫应答理论模型中，组织记忆是连接组织监视与组织防御的中间枢纽，也是维持组织惯例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关键环节。免疫系统（组织）通过系统的“生成的语法”指导着抗体（惯例）语句与抗原（具体情景）语句之间的持续对话。一方面，免疫系统在抗体与抗原的免疫应答过程中，不断地凭借着存储于抗体独特位结构中的氨基酸序列（构成惯例明示方面的启示组合）来识别抗原，并根据抗体结构中的抗原镜像物特征来选择最佳的抗体与之应答；另一方面，当被选择出来的抗体通过其可变区域结构中的氨基酸序列的不断变异而最终与抗原完全对应的时候，免疫系统则通过保留这种最佳的抗体结构（新的惯例明示方面）将组织的试错学习结果最终保留到组织的记忆库中。组织正是通过这种“选择性变异”与“选择性保留”不断地更新着自己的组织记忆。

最后，俩人又对组织惯例—免疫应答理论模型中的组织“生成的语法”与“组织免疫”两个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虽然之前Pentland和Rueter（1994）曾以语法与造句来类比惯例，认为惯例是由行动备选方案和指导规则两部分构成，指导规则引导组织成员选择各种行动的组合方式，组织成员则会依据惯例执行环境的具体情况来改变行动的组合方式，从而使惯例的实际执行如同语法造句一样，展现出变化。这种观点认为组织惯例中真正不变的仅是引导备选方案重组的规则和行动备选方案（Repertoire）本身，正是这两部分构成的结构推动或者限制了将要发生的行动。与此不同，组织惯例—免疫应答理论模型中的组织“生成的语法”则是一种指导组织持续修改惯例以应对环境压力的组织图式（Organizational Schemata），其中既包括指导惯例执行者识别以及解释惯例执行环境变化的支持解释性图式（The Espoused Interpretive Schema），又包括将认知与行动相结合来指导惯例执行者修改或制订新惯例的制订图式（The Enacted Schemata），而且两种图式会随着组织惯例的试错学习过程发生变化。另外，对于“组织免疫”这一概念，则将其定义为：组织持续修改惯例以应对环境变化的持续变革能力，即组织所具有的一种有效识别惯例执行环境的变化，内生性地产生并保留新的行为模式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