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新发展阶段的理论研究与转型问题综述

无论是决策层还是理论界，对中国社会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认识和判断达到了高度一致。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五中全会的决议最早明确提出，进入21世纪，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性本质变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性本质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理论界对上述问题有不同的观点。

理论界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阶段性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贾保华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问题^[13]，他以改革开放目标的实现程度为主要依据，判定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后改革开放”时期。我们暂且把这种观点简称为“改革开放阶段论”。贾保华对进入21世纪的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面临的主要实际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但无论是从经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语言语义表达的角度，用“后改革开放”来概括21世纪初中国社会经济的阶段性都是不准确的。“后改革开放”这一概念容易产生的最大歧义就是，改革开放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下降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对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变成次要的因素了。很显然，这不符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是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总值的比重下降到第二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提出“后工业社会”概念的，由于“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准确、贴切地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发展变化趋势，因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重要性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进一步上升的情况下，提出“后改革开放”概念就缺乏科学性和学理性了，与丹尼尔·贝尔当年提出“后工业社会”概念的科学性和学理性相去甚远。(www.xing528.com)

刘迎秋运用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主要从经济增长过程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在世纪之交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转换问题，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在世纪之交发生阶段转换，就是已经走完了起飞阶段，转入自我持续增长的“次高增长”新阶段^[14]。我们暂且把这种观点简称为“增长阶段论”。“增长阶段论”只注意研究了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经济增长特征，而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只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之一，以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解释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显然是不全面、不准确的。从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高达9.1%的情况来看，“次高增长”，只是在1997—2002年，即由上个发展阶段末期和新的发展阶段初期所构成的“发展阶段转换”期间的经济增长特征，而不是整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强壮阶段的经济增长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