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1978—2000年

从1978年到2000年间，中国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为主轴，通过经济高速发展带动体制转轨和制度变迁、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以及与世界的经济科技文化等全面关系的发展，以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科技文化教育快速发展，创造了人类社会历史上一个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三者有机结合、互动多赢的成功范例。

（一）制度资本的创新

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改革开放之后，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制度资本一直处在急速的变化之中。只要我们把1957年以后的培育阶段和成长阶段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两个阶段在制度资本变化上的不同特点：培育阶段的制度资本的变化主要发生在政治体制、政治运行和政治秩序方面，而经济体制相对而言比较稳定；成长阶段的制度资本的变化主要发生在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方面，而政治体制和政治秩序比较稳定。

1.两种不同类型的制度资本及其相应的发展机能

从制度资本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制度资本对其他发展要素即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自然资本的积累过程产生的影响，可以将制度资本分为两大基本类型：计划型制度资本和市场型制度资本。计划型制度资本主要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动员、组织、配置资源。政府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自然资本积累的基本主体，计划是实现资本积累的主要手段。比如在物质资本的积累过程中，政府通过占有生产资料、税收、企业利润上缴、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费上缴等方式集中社会资源和财力，然后又通过财政预算和经济计划进行扩大再投资，如此循环往复，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物质资本积累水平不断提高。市场型制度资本主要通过市场经济体制动员、组织、配置资源。企业和个人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自然资本积累的基本主体，市场是实现资本积累的主要手段。比如在物质资本的积累过程中，所有企业通过分散的自主投资、自主经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物质资本积累水平不断提高。政府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社会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领域方面。两种不同类型的制度资本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发展机能，即计划型发展机能和市场型发展机能。从这个角度来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也就是由计划型发展机能向市场型发展机能转型的过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从1978年到2000年的成长阶段，既是发展机能迅速成长壮大的阶段，也是成功实现发展机能转型的阶段。

2.对中国渐进式改革开放与第二次体制转轨成功的多种解释

成长阶段最引人瞩目、为世界所赞叹的一点就是此间发生的“中国奇迹”。“中国奇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起飞。1978—199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5%（按可比价格计算），位居世界首位。二是中国走渐进式改革开放的道路，成功地、初步地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与转轨，为人们从理论和实践上认识、探求和掌握制度变迁的规律提供了一个“极为特殊同时又极为典型的”“具有重大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张宇语）鲜活的现实样板。如果我们把“中国奇迹”比作一枚硬币的话，那么，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体制转轨的成功正是硬币的两个不同的又具有内在联系的方面。

如前所述，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视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体制转轨”。那么，发生在20世纪最后20多年的“改革开放”，就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体制转轨”。尽管第二次体制转轨成功的事实举世公认，但是面对成功的事实，不同的理论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以新古典主义主流经济学为基础的过渡经济学主张激进式的改革路线及相应的“休克疗法”的政策措施，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不仅是一种挑战，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灾难。他们一方面把中国改革的成功当作一种例外，认为中国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一系列有利的初始条件或内部条件，不具有普遍意义；另一方面他们强调，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是十分有限的，中国正在陷入困境，而这种困境正是由于没有实行彻底的自由化路线所导致的”。^[46]

以保守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的过渡经济学认为，市场不是一对抽象的供给和需求曲线，而是一种制度。市场是通过一系列规则和惯例发挥作用的，而这种规则和惯例不仅要设计，更要发育和生成。激进式改革造成连续性的中断，其计划在现实中根本无力落实，因为你可以在一夜之间破坏旧体制，但你却无法在一夜之间建立新体制。最成功的改革将属于那些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不断进行变革的国家，而中国正是这样一个通过渐进式改革“不断进行变革的国家”。

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经济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体制，使中国的资源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樊纲认为，渐进式改革的实质是在旧体制改不动的时候积极在旧体制旁边发展新体制，通过新体制的成长逐步为深化改革创造条件，从而降低改革的成本，最终使本来无解的问题得到解决。而新体制的核心就是非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可以为国民经济提供一个收入增量，减少改革的阻力；可以为国有经济的改革创造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可以为旧体制的改革提供示范，减少改革的学习成本。张曙光认为，中国的成功并不是原有的国有经济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变化，而是由于在国有经济的旁边生出了一种新的非国有经济，它的高速发展不仅弥补了国有经济缓慢发展乃至下降的缺陷和不足，而且形成了中国今日的繁荣局面，使得大多数人从改革中受益。它不仅瓦解着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形成了私人产权制度，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吴敬琏也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与东欧国家改革的真正区别在于，中国是从体制外开始，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从而使经济越过了市场取向不可逆转的“临界点”，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繁荣，这是中国改革获得巨大成功的秘密所在。^[47]

张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在批判性地吸收上述观点中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整体性的、综合性的解释。张宇认为，第二次体制转轨的本质含义就是“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双重约束下的市场化”。中国渐进式改革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宪法制度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具有其存在的历史根据，因而它不能够也不可能用激进的方式彻底加以摧毁，并且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法制度是可以改革和“修正”的，通过不断的改革与“修正”，有效地容纳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其次，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第一，有利的初始条件。包括有利的传统体制结构、生产力结构和改革前的经济政治形势。第二，正确的改革战略。包括强制性改革与诱致性改革相结合、部分推进与整体转变相结合、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相结合、改革与发展相结合。第三，成功的意识形态战略。主要表现为稳定性与灵活性的统一。第四，历史和文化渊源。主要表现为中国历史文化心理中的“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的文化传统。^[48]

3.关于第二次体制转轨成功原因的进一步探讨

张宇对第二次体制转轨本质的认识和把握是准确的，从根本原因和具体原因两个层面对第二次体制转轨成功原因的分析解释也是很深刻的和有说服力的。在张宇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我们对第二次体制转轨的认识和理解有必要进一步深化。

真理有时是那么深奥和复杂，有时又像空气一样直接而又简明。我们常常能够注意、发现、认识那些深奥和复杂的真理，反而容易忽视那些直接、简单、明了的真理，就像我们常常忽视了空气一样。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程的角度来认识第二次体制转轨，其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人们经常所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实现的“伟大历史性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伟大历史性转变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实现了从前一阶段即培育阶段的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错位”向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正确“复位”的转变与“回归”。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正确“复位”实现了主客观的统一，而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始终牢牢抓住初级阶段主要矛盾这个根本，并从这里出发制定和实施改革战略与政策。

哲学意义上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在经济理论层面上就表现为发展与改革之间的关系。尽管樊纲、吴敬琏、张曙光等经济学家都注意到了从发展的角度看待和解释渐进式改革，但都是把改革而不是发展置于其转轨经济理论分析的中心。张宇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选择的实质“是承认生产力的首要性”，^[49]却没有很明确地把发展与改革的关系作为理解和解释渐进式改革的理论主线。

从发展与改革的关系理论视角来看，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成功的实质就在于正确处理好了发展与改革这一基本关系。从哲学的角度看，就是正确处理好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在推进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始终把发展置于首位而不是把改革摆在首位，始终把发展作为中心而不是把改革作为中心。把发展放在第一位，把改革放在第二位，改革从属于发展、服务于发展，而不是发展从属于改革、服务于改革。改革可以为发展让路，发展不会给改革让路。当改革影响发展的时候，我们可以减缓甚至暂停改革，但绝不会为了加快改革而影响发展、牺牲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与改革的上述关系，在作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理论指南的邓小平理论中得到鲜明的体现。发展第一，改革第二，以发展统驭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这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客观要求。抓住了主要矛盾也就等于掌握了基本规律，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改革战略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客观要求。

与此相关，激进式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把改革摆在首位，发展摆在第二位，甚至是为了改革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休克疗法”及其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除了在改革的初始条件和初始结构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外，中国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把发展放在第一位，改革放在第二位；后者把改革放在第一位，发展放在第二位。

中国第二次体制转轨走渐进式改革的道路并获得成功还有历史原因，其历史原因存在于从生成阶段到培育阶段再到成长阶段的演变过程的内在历史逻辑之中。

首先，如前所述，早在生成阶段我国就有过国家领导、控制和管理下搞市场经济的实践，并且在理论上也有过可贵的探索。1956—1957年中共八大和八大前后，理论上产生过具有市场经济倾向的设想。“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思想已经萌芽；在经济体制方面，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部分恢复市场经济的办法，已经有了清晰的思路；在管理体制方面，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的初步方案提出来了。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早的设想，如果当时我们能付诸实践，并在实践中开拓前进，可望早日踏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50]早期的市场经济实践和第一次发展阶段转换（即由生成阶段转到培育阶段）时期的理论探索成果并没有付诸东流，而是成了第二次发展阶段转换时期（即由培育阶段转到成长阶段）成功进行第二次体制转轨的宝贵历史资源。

其次，由于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并非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内含了一定程度商品经济因素或市场经济因素的“有商品的计划经济体制”，因而新旧体制之间的相容性超过了排斥性，只要我们减少和取消压抑、限制市场经济的部分政策，不需要大的体制改革，新体制便能够在旧体制的肌体上生长出来。在渐进式改革开始以后的一个时期内，旧体制不仅没有成为新体制生长的障碍，反而为新体制的生长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比如，从宏观上看，整个国有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承担了改革的巨大社会成本；从微观上看，在相当规模的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几乎都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通过各种方式利用过国有企业的人才、技术、资金等经济资源。那种“老房子与新房子”的“体制外突破论”对第二次体制转轨的描述是欠准确的。“体制外突破论”虽然注意到了第二次体制转轨的“增量改革”特征，却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渐进式改革过程中新旧体制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此消彼长的内在联系和历史逻辑。在第二次体制转轨过程中，新旧体制之间的上述博弈之所以能够渐进而持续，关键就在于这种博弈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而是很强的正和博弈。中国渐进式改革过程中新旧体制之间存在的相容性超过了排斥性以及强正和博弈的内在联系和历史逻辑关系，在激进式改革过程中是不存在的，可以说，这也是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一个重要区别。

最后，中国第二次体制转轨之所以选择走渐进式改革的道路，是前两个阶段屡次激进式变革“试错”的必然结果和理性选择。一次又一次激进式的经济变革、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运动，导致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灾难。求稳定，盼安定，成为之后普遍的社会心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走上渐进式改革的道路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4.对第二次体制转轨过程的理论解析

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实际上是由经济体制的渐进式解构和经济体制的渐进式重构所构成。尽管到20世纪末，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起来，但是从1978年到20世纪末的这一阶段，总体上呈现出以经济体制的渐进式解构为主、以经济体制的渐进式重构为辅的特征。更准确地看，以1993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界，将此阶段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基本上属于经济体制的渐进式解构过程，而后期则在前期体制解构的基础上，对旧体制继续解构的同时开始了新体制的重构，后期实际上是旧体制解构与新体制重构并存的时期。前期经济体制渐进式解构的主要特征就是“松绑”，即通过逐步接受、认可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视为“违规”“违纪”“违法”“异端”的自发性经济活动，并逐步解除和取消那些限制人们自主性经济活动的政策规定和措施，调动地方政府、企业、农民等社会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整个经济活力由此逐渐增强。比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简政放权和财政包干制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放权让利和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这都是具有明显“松绑”特征的改革。前期新体制渐进式重构并不是直接体现在新体制建设的本身，而是主要体现在具有内在市场经济取向的多种经济力量的兴起和壮大，以及逐步形成了有利于新体制生成的其他社会条件。毫无疑问，“松绑”式的渐进改革对旧体制而言是无关痛痒的小动作，因而其阻力很小，改革成本也很低，却获得很高的改革收益，改革的边际收益大大超过了改革的边际成本，旧体制解构与新体制重构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双赢”耦合关系，从而为渐进式改革的初步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阶段的后期，在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松绑”式的渐进改革已经不能适应体制改革目标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一方面要对旧体制的实质性内容进行改革，另一方面要开始着手建构新体制的基本框架。随着上述两大过程的继续深入，此前曾有过的那种旧体制解构与新体制重构的“双赢”耦合关系逐渐瓦解并最终消失，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开始逐步增大。1993年以后，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迅猛发展，既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又作为“输入型市场经济”成为建构新体制的重要力量，不仅直接推动了“体制外市场经济更快增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减轻、缓解和“润滑”新旧体制摩擦的独特作用。

（二）物质资本的积累

如前所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就是由计划型发展机能向市场型发展机能转型的过程。发展机能的转型在物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产生了重要影响。与前一阶段相比，物质资本积累最主要的变化，一是形成了政府与市场的双重积累机制，二是物质资本积累的速度、水平和质量的大幅度提高。

随着渐进式改革的逐步推进，政府作为物质资本积累单一主体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在政府的基本作用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非国有的市场主体的作用日益增强，逐渐形成政府与市场的双重积累机制。政府和市场两个积极性的发挥，导致物质资本积累形成了“双重动力机制”，这正是成长阶段物质资本积累的速度、水平和质量大幅度提高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1980年，国有经济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81.1%，以后虽逐年下降，但一直保持在50%以上的水平。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该比例分别为54.3%、52.5%、52.5%、54.1%。1978—1995年，中国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的年增长率均在7.0%以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二者的增长明显加速，1986年开始超过10%，1993年开始超过20%，1995年达到27%以上。1978—1995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4.1%、13.8%左右。^[51]1978—1995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存量及其增长率见表2-3。

表2-3　1978—1995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存量及其增长率

续表

资料来源：罗德明.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5页.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等非国有经济快速发展，非政府主体成为推动物质资本积累的另一支重要力量。乡镇企业是渐进式改革较早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乡镇企业的崛起也是渐进式改革的重要成果。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各种限制性措施还没有取消，在当时国有企业受到传统体制种种约束和限制、个体私营经济受到社会歧视的背景下，乡镇企业利用其社队企业的底子和经济成分上的模糊性，依托农村基层组织，充分利用市场机会和政策空子，如鱼得水，左右逢源，迅速发展壮大。“七五”期间，在全国社会总产值净增量中，乡镇企业占31.5%。到1997年，中国农村社会增加值的2/3、国内生产总值的1/3、工业增加值的近1/2、财政收入的1/4、出口创汇的1/3和农民收入的1/3都来自乡镇企业。^[5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个体工商业户数量有较大增长，1981年为182.3万户，从业人员为227.4万人。1997年两项指标分别上升为2850.9万户和5441.9万人，注册资本达到2571亿元，实现营业收入1.1万亿元。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私营经济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到1994年底，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共43.2万户，从业人员648万人，注册资金1448亿元。到1997年，全国私营企业户数上升为96.09万户，从业人员1349.26万人，注册资本5140.12亿元。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引进外资规模呈加速上升趋势（见表2-4）。到1997年底，中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0.48万家，合同外资金额5211.6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2218.7亿美元，利用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证券投资等其他形式的外资累计达1400多亿美元。

表2-4　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总体格局

资料来源：罗德明.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29页.

在这一阶段，交通、运输、邮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及投资加快发展，运输、邮电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由“五五”计划时期的12.14%上升到“六五”计划时期的12.29%和“七五”计划时期的12.8%。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交通、运输、邮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及投资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见表2-5）。“八五”计划时期，运输、邮电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46%，比“七五”计划时期提高了37%；运输、邮电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由“七五”计划时期的平均11.8%，上升到“八五”计划时期的18.3%。最突出的是高速公路和电信行业的飞速发展。“八五”计划时期，高速公路由“七五”计划时期末的522公里发展到2141公里，平均每年建成高速公路300多公里。“九五”计划时期，高速公路以年均1300多公里的速度快速延伸，1998年末达到6258公里，在较短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一些国家需要几十年才走完的历程。

表2-5　1990—1999年运输、邮电业基建投资及占全国基建投资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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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交通部网站提供数据编制。

（三）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积累

1.教育发展及人力资本积累情况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此前的1977年恢复了中断11年的高等院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不仅开启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阶段，而且对后来的整个教育事业包括基础教育的发展以及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迅速提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做出了几项事关教育发展的重大决策：一是将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了地方政府；二是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三是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的分配制度，改变高等学校全部按国家计划统一招生、毕业生全部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办法，实行国家计划招生、用人单位委托招生和在国家计划外招收自费生以及毕业生通过多种形式就业等；四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增加对教育的投入。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使中国的基础教育走上了法治的轨道。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了到20世纪末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基本方针。1999年初，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同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为构建21世纪充满生机活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指明了方向。

据教育部网站提供的资料，截止到1998年底，全国已有幼儿园18.14万所，在园幼儿2403.03万人；有小学60.96万所，在校学生13953.80万人；普通初级中学63940所，在校生5363.03万人；普通高级中学1.39万所，在校生938万人；特殊教育学校1535所，在校生35.84万人（其中在普通学校附设特殊教育班及随班就读学生22.55万人）。199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为1022所，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分别为108.36万人和340.87万人；全国招收研究生7.25万人，其中博士学位招生1.50万人、硕士学位招生5.73万人、研究生班研究生200余人，在学研究生达到19.89万人；全国成人高等学校962所，招生100.14万人，毕业82.57万人，在校学生282.22万人。1998年，全国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包括成人高等学校）为623.10万人。另据统计，1999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已经达到1071所，比恢复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的1977年增加了1.6倍，专任教师由1977年的18.6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42.6万人，招生人数由1977年的27.3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220万人。成人高等教育也达到相当规模，1999年成人高等学校达到871所，其中，广播电视大学45所，职工、农民高等学院510所，管理干部学院146所，教育学院166所，独立函授学院4所。^[53]多层次、多形式、多种类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2.科技发展及知识资本积累情况

这一阶段，在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指导下，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以服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根本，把面向经济建设、跟踪世界高科技发展和加强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发展的三个主战场；把学习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科技成果与自主研究开发创新结合起来，不断深化科学技术体制改革；把国家组织重大科技项目攻关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结合起来。整个科学技术研究水平和研究开发能力有了很大提高，知识资本的积累进一步扩大。

近20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逐步开辟了三个既相对独立又存有内在联系的主战场，即面向经济建设、跟踪世界高科技以及基础研究。每个主战场的工作又主要是围绕着国家制订的一系列计划展开的。

主战场一：面向经济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迅速提高工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是科学研究的基本目标。围绕这个目标，国家先后组织实施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星火计划”“丰收计划”“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和“国家技术创新工程项目计划”等。

“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出台的时间是1982年。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重大科技问题，促进传统产业结构的优化。“星火计划”开始于1986年，由国家科委主管。该计划的主要任务是，依靠科技振兴农村经济，将先进适用的科技成果推广到农村，从而促进乡镇企业健康发展。“星火计划”为国家指导性计划。“丰收计划”出台时间为1987年，由农牧渔业部和财政部共同组织实施。其目标在于加快农牧渔业科研成果、先进适用技术的普及和推广，同时还进行技术培训。“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的出台时间是1990年，由国家科委组织实施。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转化。该计划属于国家指导性计划，以国家信贷基金支持为主，重点支持科研所和企业的比较成熟的先进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同时支持军用技术向民用化方向发展。“国家技术创新工程项目计划”始于1996年，由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组织实施。其目的是推动企业技术进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主战场二：跟踪高科技及其产业化。在这个主战场，国家先后组织实施的计划主要有“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著名的“863计划”“火炬计划”等。

“863计划”从世界高技术发展趋势、中国的需要和实际可能出发，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选择了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7个领域的15个主题作为重点研究开发对象，跟踪世界水平，力争在有优势的领域有所突破，为21世纪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火炬计划”起步于1988年。该计划的主要任务是，重点引导、推动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和广大科技人员以各种形式建立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科技企业。该计划重点支持新材料、生物技术、电子与信息、光机电一体化、新能源、高效节能和环保技术等领域中，具有市场前景、技术水平高、经济效益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

主战场三：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包括理论性基础研究和应用性基础研究两个方面。它是科学技术进步的源泉。为了加强基础研究，国家先后实施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及“国家基础研究重大项目计划”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于1982年。该基金面向全国，资助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分为面上、重点和重大三类项目。面上项目主要支持科研人员自选课题；重点和重大项目则结合国家科学研究布局、优先领域和战略需要，支持重大科学问题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源于1984年，由国家计委主管。该计划的宗旨是，着眼科技发展的长远储备、高层次的人才培育和高水平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通过改革，实行“开放、流动、竞争、合作”的运行机制，在一批优先发展的科学领域择优建设和装备一批高水平的实验室，使其逐步发展成为能代表国家学术水平、实验水平和管理水平的实验研究基地和学术活动中心。“国家基础研究重大项目计划”又称为“攀登计划”，始于1991年。这是一项振兴基础研究的计划。它主要是通过部署国家重大基础性研究项目的方式，推动中国基础性研究的发展。重大基础性研究项目是指基础性研究中对国家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具有全局性和带动性、相对比较成熟、需要国家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的重要项目。^[54]

（四）自然资本的变化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人口规模的刚性膨胀和消费能力的迅猛扩大，以及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式工业化的推动，再加上环保意识普遍淡薄和缺乏有效的环保政策，导致成长阶段在实现高速增长和快速发展的同时，消耗了过量的自然资本，在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和自然财富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英国剑桥大学经济系教授Patha Dasgupta的研究表明，如果扣除自然资本及自然财富的消耗，中国经济成长阶段这20多年来的财富总量的增长非常有限，年人均财富增长率仅为1.9%，“也仅仅是做到了使其财富增长多于人口增长而已”。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HDI（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在下降。^[55]自然资本的消耗主要表现在大气和水的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的破坏与自然环境的退化、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等方面。

1.环境污染

首先是大气污染。1978—2000年，中国大气的主要污染物如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等的排放尽管明显低于GDP的增长，所有受监测的城市大气中的颗粒物平均浓度有明显下降，二氧化硫的平均浓度也大体稳定，但总量水平却仍然远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水平。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大气悬浮颗粒物年日均值浓度为60～90微克/立方米，而1996年中国城市总悬浮颗粒物平均浓度为309微克/立方米，其中北方城市平均为387微克/立方米，南方城市平均为230微克/立方米。参加全球大气监测的北京、沈阳、西安、上海、广州5个城市的悬浮颗粒物指标均在世界浮尘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之列。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2000年4月，我国修订了198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并于同年9月开始施行，进一步加大了对大气污染的治理力度。

其次是水污染。截止到2000年以前，由于工业的快速增长，人口和城市发展的多重压力，以及化肥和农药使用的大幅度增加，中国水资源已经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并且呈加重的趋势。全国七大水系中，污染最为严重的是辽河、海河和淮河。中国两大母亲河黄河和长江污染也日趋严重。由于气候的变化，加之上游用水的增加，黄河下游水量不断减少，断流的时间拉长，断流的距离扩大。1992年黄河利津断面断流81天，河口断面断流128天。1995年两地断流时间分别为121天和153天。断流的距离，20世纪70年代平均为130公里，80年代平均为150公里，进入90年代扩大为300公里，1995—1996年进一步增加到700公里。而流域内的污水却不断增加。20世纪80年代初，黄河流域年排污量为21.7亿立方米，90年代初增加到32.6亿立方米，10年间增加50%以上。两个因素相结合，致使黄河的水质不断下降。在水资源污染中，城市附近的水域污染尤为严重。全国78%的城市河段不适宜做饮用水源，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华北地区有一半城市的河流监测断面的水质达不到最低的环境质量标准，即V类标准，这些河段的水甚至用于农业灌溉都不行。当前，我国多次修订了1984年5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的治理得到了更好地改善。

再次是固体废弃物污染。其主要来自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一般生活垃圾是指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废物，包括食物残渣、纸屑、灰土、包装物、废品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包括粉煤灰、冶炼废渣、炉渣、尾矿、工业水处理污泥、煤。据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1991年不完全统计，我国工矿企业每年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约在6亿吨，总堆存量达66亿吨，占地面积536平方公里。平均每年江河湖海排放盘达1500多万吨。我国城市固体废弃物一年产生6000多万吨。垃圾包围城市的局面日益严重。由于我国是人口大国、农业大国，又处于工业化后期和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期，固体废弃物污染一直是我国一大难题，20世纪70年代就将“废渣”治理作为环境治理的重点，不断通过完善法规制度标准，深入推进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2.生态破坏

首先是森林减少。一是有林地的破坏。1989—1993年，由于毁林开荒以及被征用、占用的有林地面积达200万公顷，平均每年40万公顷。由于不合理人为采伐、乱砍滥伐、森林火灾以及病虫害等原因，使有林地转为无林地、疏林地和灌木地面积达756万公顷，平均每年151万公顷。二是成过熟林^[56]的减少，由于过分砍伐，忽视育林，致使成过熟林减少。与上一次清查相比，1989—1993年清查发现，成过熟林蓄积量减少了2.5亿立方米，年均减少5000万立方米。现有的成过熟林主要分布在江河源头、高山、边远山区和交通不便的地方，开发难度较大。

其次是草地退化。在不合理利用下，草原生态系统逆行演替、生产力下降的过程称草地退化，也称草原退化。主要表现是草地植被的高度、盖度、产量和质量下降，土壤生境恶化，生产能力和生态功能衰退。长时间、大范围的草地退化，引起的不仅仅是草地本身生产力的下降，还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和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威胁。据内蒙古、新疆、青海等10省区不完全统计，1978—2000年，我国被开垦的草地达680万公顷，其中大多是水草丰美的各类放牧场和割草场。开垦草地的结果常常是：农业吃牧业，风沙吃农业。

再次是水土流失和沙漠化。中国人口多，对粮食、民用燃料等需求大，所以在大力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情况下，人们对土地实行掠夺性开垦，片面强调粮食产量，忽视了因地制宜的农林牧综合发展，把只适合林、牧业利用的土地也辟为农田，破坏了生态环境。据有关部门测算，1978—2000年，中国水土流失面积约360万平方公里。虽然开展了大量的水土保持工作，但总的情况是，点上有控制，面上在扩大，水土流失的面积有增无减。水土流失最严重的是黄土高原，总面积约64万平方公里，到2003年，水土流失的面积已达45万平方公里。

由于不适当地开垦和放牧，植被遭到破坏，致使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沙漠化土地面积不断增加。根据1998年国家林业局防治荒漠化办公室等政府部门发表的材料指出，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较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全国沙漠、戈壁和沙化土地普查及荒漠化调研结果表明，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2.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4%，近4亿人口受到荒漠化的影响。据中、美、加国际合作项目研究，中国因荒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541亿人民币。土地沙化是大风起沙的物质源泉。因此我国北方地区沙尘暴发生越来越频繁，且强度大，范围广。1993年5月5日，新疆、甘肃、宁夏先后发生强沙尘暴，造成116人死亡或失踪，264人受伤，损失牲畜几万头，农作物受灾面积33.7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5.4亿元。1998年4月15—21日，自西向东发生了一场席卷我国干旱、半干旱和亚热带湿润地区的强沙尘暴，途经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河北和山西西部。4月16日飘浮在高空的尘土在京津和长江下游以北地区沉降，形成大面积浮尘天气。其中北京、济南等地因浮尘与降雨云系相遇，于是“泥雨”从天而降。宁夏银川因连续下沙子，飞机停飞，人们连呼吸都觉得困难。

土地等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伴随各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成为世界各国的焦点。我国于1986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并于随后几十年不断修订和完善，规定了生态环境开发的原则，展现了我国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

（五）关于成长阶段及其发展机能状况的简要评估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即从1978年到20世纪末，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罕见的发展奇迹——“中国奇迹”，而且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奇迹”还远未结束，它还将在21世纪继续演绎。

“中国奇迹”最引人瞩目之处就是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有较大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1978—1999年GDP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5%（按可比价格计算），不仅实现了GDP翻两番的目标而且199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七位，许多重要的工农业产品如钢、煤、水泥、化肥、电视机、谷物、肉类等的产量居世界首位，整个社会商品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商品短缺转变为相对过剩。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1978—1995年，中国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7%，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7%，因部门重新分配所造成的增长为16%，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9%。^[57]尽管粗放式增长方式在这一阶段尚未有根本改变，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前一阶段明显加大。1978年，中国10亿人口中有60%的人口生活在国际贫困线（每天1美元）以下，而1999年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已经由1978年的184元提高到3143元，年均递增14.5%；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由1978年的210.6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59621.8亿元，年均递增30.9%。到20世纪末，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中国奇迹”另一个引人瞩目之处，就是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并且成为“中国奇迹”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奇迹”充分说明，成长阶段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机能发生重大变化的阶段。发展机能的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特别是物质资本）三大发展要素积累总量的大规模高速扩张，发展机能内在所具有的发展能量不仅高速增强，而且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二是由于制度资本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由计划型制度资本向市场型制度资本的转型，因而发展机能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计划型发展机能转变为市场型发展机能，不仅发展机能的内在活力显著增强，而且其运行机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三是制度资本转型的初步成功导致其与其他发展要素之间的耦合关系总体上有了较大改善，但五大发展要素之间不协调、不均衡的问题仍然相当突出。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许多波折，出现过不少失误，但远远称不上失败。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一个基本事实是，1952—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0.8%（按当年价格计算），即使是在1977年、197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达到7%和12%，1952—1975年间中国内部储蓄率和投资率高达30%，外债占GDP的比率只有4%。^[58]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和布鲁斯·赫里克早在1977年就指出，中国在最近1/4世纪中的经济进步给大多数深思的观察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9]

当中国在1979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改革的时候，其已经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以及发展良好的医疗保健体系，而且不存在土地拥有量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常见于发展中世界，而且在中国土地改革以前也存在）。由于在教育、医疗保健和土地改革方面的进步，中国经济在改革之初就具有实力，而中国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能区别性地运用市场，也恰恰得益于此。

中印两国政府都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努力（中国自1979年起，印度自1991年起），走向更开放的、参与国际的、市场导向的经济。尽管印度的努力近来有所成效，但是像中国那样瞩目的成绩还没有在印度出现。解释这一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以下事实：从社会准备的角度看，中国比印度超前很多；中国更好地利用了市场经济。尽管改革前的中国对市场是持非常怀疑的态度的，但对基本教育和普及医疗保健并不怀疑。当中国在1979年转向市场化的时候，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识字水平已经相当高，全国很多地区有良好的学校设施。在这方面，中国大陆与韩国的基本教育情况相差不太远。在韩国，受过教育的人口也在抓住市场机制提供的经济机会上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对比，当印度在1991年转向市场化的时候，有一半成年人口不识字，而且至今这一情况没有多少改善。

中国的健康条件，由于改革前中国政府对医疗保健像对教育一样做了社会投入，也比印度好得多。说来奇怪，尽管这种投入的初衷并不是协助市场导向型经济增长，但它却创造了在中国转向市场化之后可以投入动态运用的社会机会。

随着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并非仅仅是经济开放以及更大限度地依赖国内和国际贸易导致了它们经历了如此快速的转变。积极的社会变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和识字的普及、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

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国受益于改革前中国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60]

阿马蒂亚·森不仅通过分析中国改革前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说明和揭示了社会变革与经济变革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阶段转换的内在联系，尤其是认识和理解改革前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他那富有洞察力的深刻见解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计划经济时期打下的良好基础在1978年之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变迁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经济发展历史过程的角度看，许多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都经历过的资本积累阶段，实际上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条件下为经济发展积累能量的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一开始，就是作为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替代而发生的。这一点具有历史的普遍意义。发达国家已经通过资本主义的演进道路，走在了历史发展的前头，没有也不需要什么制度捷径。作为后发展中国家，当需要有发展道路的转变时，历史会选择让他们举起社会主义大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发达国家与民族的事业。而且，越是不发达，就越需要探寻某种形式的制度捷径，越是需要一种资本主义道路的替代，越是需要社会主义。”^[61]用上述“制度替代”的眼光来看，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实际上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条件下，主要运用计划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积累能量的阶段。“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重要特点，就是以政府的权威来强化资本的积累以及进行资本在各产业中的配置与运营。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在这样做的具体形式上会有不同，并在程度上会有不同，但其倾向性却是十分一致的。在中国，具体是以政府财政融资的方式集中资本，以中央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的方式进行配置，并通过国有化以后的工厂组织形式进行运营。”^[62]

从私人物品生产和公共物品生产的角度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不同的“生产偏好”：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更适应于进行公共物品生产并且有很高的效率，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生产偏好”，而市场经济在公共物品生产领域效率较低甚至会出现失灵；市场经济更适应于进行私人物品生产并且有很高的效率，具有明显的“私人物品生产偏好”，而计划经济在私人物品生产领域往往效率较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具有一定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包括有形的社会基础设施如水利枢纽、交通路网等和无形的社会基础设施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也是运用市场机制进行私人物品生产和交易的重要前提条件。那种缺乏足够的公共物品供给和保障的市场机制必定是低效率的，其经济发展也必定是低效率的。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高速发展，并不仅仅是由于成功地进行了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还在于改革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已经为后来的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公共物品供给这一重要基础，使得市场机制的“私人物品生产偏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挥。

那种把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简单对立起来的观点是片面的、肤浅的。正确认识和理解1978—2000年的成长阶段与前两个发展阶段即生成阶段和培育阶段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内在发展演变逻辑，对于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演变过程，对于正确认识和掌握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乃至经济发展的一般性规律，都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