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时间节点：1949年10月—1956年

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是历史新纪元的开始。新中国的成立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它标志着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非常虚弱的肌体内，终于生成了走向新生、走向富强、走向文明、走向现代化、走向全面复兴的现代发展机能。中国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四年多之后，走上了和平建设发展之路。

（一）制度资本的生成

中国现代发展机能的生成最集中地体现在制度资本的生成上。制度资本生成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主要内容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2）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

（4）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关系、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7]

（5）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8]

作为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资本，新的国家政权的建立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做出的社会基本政治制度安排和基本经济制度安排，为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扫除了政治障碍，创造了基本的经济条件。

首先，它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经济秩序和稳定的环境。“政府必须能够为现代企业——不管是国营的还是私营的现代企业创造和维持一个稳定的环境。至少，不能发生内战、不断的动乱或敌对力量的入侵。这一点，在讨论发展的本质时常常被忽略。长期不稳定、内战和外国入侵，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在1949年之前无法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的原因。由此推及，中国在1949年后开创的稳定环境，则有助于解释该国此后开始的增长。”^[9]

其次，中国获得了国家主权，对外实现了完全彻底的政治独立和民族自决，砸开了束缚中国发展的殖民枷锁。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来说，仅有稳定的环境是不够的。殖民地政府过去大多数相当稳定，能存在很长时期，但殖民地政府创造稳定的环境通常只是为了帮助那些来自殖民宗主国为数不多的商人和投资者获取利益，而殖民地的大众却从中受益甚微。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实现现代经济发展之前，政治独立是必要的。^[10]

再次，新生国家政权在中国大陆上消除了地方割据，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保证了政府的效能和政令的统一。

（二）第一次经济体制转轨

这一阶段制度资本积累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经济体制与经济运行机制的快速转变，即由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可以说，这也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经济体制转变。

从性质上看，新民主主义经济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始形态或者说萌芽形态，因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并且成了整个经济的领导力量，所以新民主主义经济具有了一定的社会主义性质；又由于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是市场和商品交换，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也主要是运用市场手段，所以新民主主义经济又属于市场经济。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一次体制转轨可以看成是由初始形态或者说萌芽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转变。从1978年开始的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二次体制转轨，即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不是对过去的简单的“回归”，而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完成了一个哲学意义上“否定之否定”的轮回。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等领导人就有了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构想，但要先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才走向社会主义。1952年9月24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准备过渡。”^[11]毛泽东1953年8月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2]毛泽东显然认为，过渡时期主要是完成两件事，一是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二是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水平，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过渡时期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等到上述两件事都完成后，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这种过渡所需要的时间，比东欧、中欧各人民民主国家长得多。”^[13]他认为，在农村应当允许发展富农经济，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14]那么，后来实际的结果却是，在国家工业化远远没有基本实现的情况下，在较短的时间内急促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的结果是由国际的、国内的、客观的、主观的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它既是合理的，又存在某些失误。

其一，国际环境因素。由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暴露了市场经济的弊端，而苏联在实行计划经济的最初二三十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所以“经济计划化”在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上都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当时不仅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计划经济，而且以阿瑟·刘易斯为代表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也纷纷研究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问题和运用计划手段管理经济的问题。英法等国不仅制订了指导性的经济计划，还搞了一定程度的“国有化”。阿瑟·刘易斯在他的著作《经济计划化原理》中对此有一段极其生动的描写：“计划化对政府要求承担的义务，在发展中国家要大于在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中，许多需要政府福利的事可以让私人企业去做；而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工业中心，进行农业革命，控制外汇汇率，以及提供公共服务和普通立法等都需要行政机构，而它们的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却远比发达国家低。那么，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又乐意从事计划化呢？因为他们的需要更为迫切，尽管会出现失误和缺少能力，它们还是要去做。因为，如果人民站在它们一边，从民族感情意识到自己的落后，急于要求进步，那么，他们就乐意承担重大的困难任务，容忍许多错误的发生，而热情地投身于重振国家的工作中。人民的热情既是计划化的润滑剂，又是经济发展的推动能源。人民的热情可以使任何事情能够实现。”^[15]

其二，国内环境因素。新中国成立后三年内全国工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并且国营工业在工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逐步形成。1952年，国营工业比1949年增长287%，平均每年增长56%以上。由于国营工业的迅速增长，国营工业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显著上升，由1949年的43.8%上升到1952年的60%以上。到“一五”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百年来所达到的水平。^[16]工业发展的巨大成就加上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巨大热情，既给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领导人以信心和鼓舞，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他们急于求成的思想，希望通过尽快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加快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其三，其他方面因素。就当时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客观条件来说，一是由于我们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旧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也没有留下多少可利用的经验，所以只能向苏联学习，包括学习计划经济体制。二是旧中国留下来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烂摊子，产业结构非常不合理。古老而落后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社会化的大机器工业很少，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第三产业几乎是一片空白。1952年在我国国民收入生产额中的比重，农业占57.7%，工业占19.9%，其中重工业所占比例更小。新中国成立之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除了要医治长期战争的创伤、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保障人民最低的基本生活需要外，主要是集中必要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进行重点建设，大力发展工业，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三是当时的国际环境，美国发动了侵略朝鲜战争，西方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也迫使我们不得不走这条路。^[17]

苏星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一些缺点和失误”。第一，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时间过于短促。第二，在合营过程中，盲目集中，盲目合并。第三，公私合营的范围过宽，把一大批个体工商业者也带入了公私合营企业。^[18]总之，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经济体制转轨的主要失误和教训，就是“急于过渡，范围过宽”八个字。这次经济体制转轨的经验和教训，在某种程度上成了20多年后中国第二次渐进式经济体制转轨的宝贵财富。

（三）物质资本的积累(www.xing528.com)

物质资本的积累也是生成阶段最为突出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物质资本的快速积累就难以完成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历史任务。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实现了物质资本的快速积累：

一是没收官僚资本和部分外资企业并将其改造成为国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官僚资本包括国家垄断资本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官僚私人资本。中国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比例为8：2，官僚资本可以被视为旧中国政府遗留给新中国政府的主要物质资产，涉及金融、工业、交通运输和商业等方面。^[19]

二是以苏联援助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绝大多数项目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这些项目涉及航空工业、电子工业、兵器工业、航天工业、船舶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能源工业、轻工业和医药工业。“苏联援建的这些项目，主要是帮助我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起到了奠定我国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大作用。”^[20]据统计，1953—1957年，全国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实际完成250.3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42.5%。其中，重工业完成投资212.8亿元，占工业基本建设投资额的85%；轻工业完成投资37.5亿元，占工业基本建设投资额的15%。^[21]

三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我国的财产。根据《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同日中苏两国政府的换文，苏联政府于1950年将大连市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之财产、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以及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财产，均无偿地移交给中国政府。1952年，苏联将长春铁路的财产无偿移交给中国政府。^[22]

四是较大规模的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仅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前三年，人民政府用于水利建设的经费就有约7亿元，占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的10%以上。对全国4.2万公里堤防，绝大部分进行了整修，兴办现代化的灌溉工程358处。据不完全统计，三年内直接参加水利工程建设的人员有2000万人左右，完成土方在17亿立方米以上。1949年，修复铁路8300公里，修复桥梁2715座，总计9万多延长米。到1950年，修复的线路已达14089公里，原有铁路基本畅通。^[23]据统计，1950—1952年，国家用于运输业的投资为17.7亿元，占同期全国投资总额的22.6%。1953—1957年，新建铁路33条，恢复铁路3条，新建和修复铁路干线、复线、支线和企业专用线共达9300公里，铁路通车里程比1952年增加22%；公路通车里程比1952年增加1倍。^[24]

（四）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积累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人口素质和教育水平相当落后，文盲占到总人口的80%，而且在城乡之间、贫富之间、男女之间以及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差别很大，表2-1、表2-2是1949年中国在校生、毕业生等情况。

表2-1　1949年的在校学生

资料来源：［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中文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94页.

表2-2　1949年的毕业生

续表

资料来源：［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中文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94页.

在生成阶段，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积累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广泛开展扫盲运动，普遍提高了广大群众的基本文化水平。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逐步改革旧教育的方针，提出“教育应着重为工农服务”，“普及与提高正确结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普及为主”的发展新教育的方针。1950年9月，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做出了开展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决定，规定了开展扫盲工作的方针、步骤和重点。1951—1953年形成全国第一次扫盲运动高潮。1951—1952年的冬季，4200多万农民参加了冬学，另外还有数百万人进了为工人、农民开办的其他各种业余学校。^[25]1952年9月，全国扫盲工作座谈会提出了在今后5—10年内基本扫除全国文盲。1953年2月，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国扫除文盲工作会议，要求各地灵活运用速成识字法，将扫盲教育纳入正轨。此后，全国城乡普遍开展了扫盲运动。195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全国掀起第二次扫盲运动高潮。据统计，1949—1953年，全国共扫除文盲701万人；1955—1956年，全国扫除文盲1100万人。^[26]

二是学习借鉴苏联经验，建立新的高等教育体系。1951年10月1日，政务院公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从1951年底开始，教育部落实《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的精神，参照苏联经验，对旧的全国高等院校及其所属各院进行了全面的调整。这次高等教育体系调整的总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干部和师资力量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逐步地创办函授学校和夜大学，将工农速成中学有计划地改属各高等学校，作为预备班，以便大量吸收工农成分的学生进入高等学校。^[27]1952—1953年，全国分期分批进行院系调整，对原来学科设置较为繁杂的综合大学，以文理科为主实行合并：将综合大学所属各工科院、系独立出来成立专门学院；新建立航空、钢铁、矿冶、地石油、水利、农机等工业专门学院；同时，加强师范、农林、医药等院校建设。经过调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184所，其中文理综合大学14所，多科性工业院校38所，师范院校33所，农林院校29所，医药院校29所，其余为财经、政法等院校，学科、专业设置比较齐全的高等院校体系开始在全国初步形成。^[28]

三是科技研究机构和科技专家队伍初步建立。1949年11月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成立中国科学院，以便有计划地利用近现代科学成就服务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事业，组织并指导全国的科学研究，以提高中国的科学研究水平。中科院是在接受旧中国的“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及其所属研究所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初步形成了包括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科学5个方面15个研究单位的科技研究机构体系。新中国最早的科技专家队伍主要由一批在旧社会报国无门、为工作和生计所困的科学家，一批海外回来的爱国科学家和海外留学人员，一批被国家派遣到苏联留学的科技人员，一批在高等院校工作的学者专家等四个方面的人员组成。另外，大约有10000名援华的苏联专家也成为新中国早期科技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五）关于生成阶段及其发展机能状况的简要评估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对此段历史中肯地评价道：“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建立时，国家的新领导面临一些棘手的问题。社会和政体四分五裂，公共秩序和风气已经败坏，被战争破坏的经济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折磨，中国根本的经济和军事落后性给社会精英争取国家富强的目标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可是到1957年，中共的领导人可以以相当满意的心情回顾1949年以来的一段时期。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经过了几十年的分裂后已经建立起来。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和国际威信由于在朝鲜与世界上最大的强国打得相持不下而大为提高；这个国家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几大步并且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速度；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即使是适度的、但也是显著的提高；国家的社会制度已经比较顺利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得到改造。”^[29]作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历史新纪元的起始阶段，毫无疑问，生成阶段具有“开天辟地”的伟大历史意义。从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来看，生成阶段在社会基本制度、经济体制、物质技术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变革诸多方面打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积累水平与发展状况均比新中国成立前有了一个实质性的飞跃，而且各发展要素之间呈现出良性的互动与有效的耦合，导致整个发展机能在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下运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对此做了精辟分析：“最初八年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中共追求的目标或使用的方法中不存在任何可以见到的不相容性。社会目标和经济目的被视为互相加强的因素。农业合作社是解决生产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在意识形态上也是可取的，而现代部门的社会主义化既消灭了资本主义，也有利于计划经济的发展。与此相似的是，制度化和群众运动作为为社会主义目的服务的适当手段都被接受。各项运动对社会改造的重大努力来说是合适的。而强有力的制度也需要用来指导计划发展和管理社会主义社会。”^[30]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如此良好的开端，对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产生了持久而又深远的积极影响，并且这种积极影响是很难估价的。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社会经济后来之所以能够经受住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而不至于陷入全面崩溃，与在生成阶段打下的坚实基础不无关系，换句话说，可以从生成阶段这里找到部分原因和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