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世界的经济总量中，中国的占比越来越高。2007年，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为3.37万亿美元，只有美国的1/4，是日本的2/3。到了2018年，我国的经济总量超过13万亿美元，已经达到美国的2/3，是日本的2.4倍。10年间我们的经济总量从占日本的2/3变成了它的2.4倍，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世界企业500强排行榜中，2008年包括香港在内我国只有37家上榜，而在2018年包括香港在内我国有119家上榜，美国有121家，日本只有52家。中国人勤劳，并愿意奋斗，爱找自己的差距。2008年我们追问中国的企业在世界500强里的数量什么时候才能赶上日本，超过日本后又问能不能赶上美国，现在我们基本赶上了美国，又说自己大而不强。有人指出，中国在世界企业500强里的100多家企业，利润一半都是银行贡献的。
这里重点说明了，中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是逆世界形势而动的。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整个世界经济都在下行。2009年全世界很多国家的经济是负增长的，而中国是正增长。这是因为反周期措施到位。我国放出了4万亿元计划。有很多人不喜欢4万亿元计划。4万亿元计划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是它管用。我国很多企业的发展都倚仗这个4万亿元计划。山东潍柴动力在2008年的时候还是一家不太大的企业，就这10年时间它也进入了世界企业500强。华为也是一样，没有这10年的发展，华为就不可能有今天。
财富在向中国转移。美国有大量的贸易赤字，中国有较高的贸易盈余。赤字国的财富向盈余国转移。图1-1是中国贸易盈余总量和美国在其中的贡献比例。看左轴，中国的贸易盈余在2015年达到顶峰，然后降下来了，但到2018年仍然有3500多亿美元。这其中美国的长期贡献超过100%，最高峰接近500%，这意味着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都是有赤字的，所有的贸易盈余来自美国。2015年之前，美国的贡献比例略有下降，2015年之后又有所上升，回到100%以上。因此，可以说中国的贸易盈余来自一个国家。贸易赤字意味着必须借款，向盈余国借。美国有美元优势，我们叫它美元霸权，因此美国可以印钞票。短期来说这样对我们不利，会稀释我们的美元资产。黄海洲和他的合作者帕特里克·博顿提出了一个货币的股权理论，认为货币就像股权，企业增发股票，原来股东的股份就会被稀释掉。但是，发钞票就意味着向股东们发股票，未来付息还本的代价就会提高，长期而言就是美国财富向中国转移，美国的子孙后代欠中国越来越多的钱，除非有一天美国人赖账。当一个国家有贸易赤字的时候，就是在消耗自己的国力。就像一个家庭，一家人天天在借贷生活，指望子孙后代帮忙还款，这不就是在消耗家庭力量吗？作为一个国家，就是在消耗国力。
图1-1 中国贸易盈余与美国贡献份额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http：//www.census.gov/fb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
中国是制造业第一大国，现在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1/4。从我们的出口产品来看，中国进步非常大。有些人的印象还停留在中国出口服装鞋帽的阶段，但20年前，我们就开始以出口电子产品为主了，现在出口规模最大的是机械产品，而且带有一定的高科技含量。可以看到40年间有一个轮回，现在出口的优势产品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搞的机械行业、重工业上了。虽然我们又回去了，但它插上了新技术的翅膀。举个例子，济南有一个第二机床厂，有意思的是这个厂到今天连董事会都没有，还是厂长在管理事务。其他国企都已经公司化改造了，但它连公司化改造都没有。这家工厂在济南市区里占地面积很大，济南市总想把这块地收回来，但是它的厂长给顶住了。这家工厂的产值也不高，就几百亿元，只生产一种东西——汽车冲压机床。在国内这家工厂占有的市场份额是80%，在国际上能打败德国、日本的企业。引以为豪的是这家工厂把机器卖给美国通用汽车，并且派工人去指导美国工人安装、调试和使用这台机器。这家工厂的工人在济南通过互联网能日夜不停地监视那台机器，有小毛病可以直接用计算机调试，出了大毛病就派技术工人帮对方修理，根本不用美国人动脑筋。这家工厂的工人绝大多数都拥有大专文凭，它已经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传统工业企业了。
中国正在成为创新和金融大国，中国的创新能力大幅度提高。2008年我们的研发投入不到500亿美元，2018年我们的研发投入达到2890亿美元。这是我们官方的数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字是5000多亿美元，这个数字快要跟美国平起平坐了。即便是按我们官方的数字算，我们的研发投入也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2.2%，已经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美国、日本、韩国比我们略高一些，但我们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水平以下的国家都甩掉了。虽然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比不过一些国家，但是我们的科研投入强度已经超过了它们。
“一带一路”提升了中国在世界金融领域的地位，中国牵头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还有国内的丝路基金、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这都是地位的体现。国开行是真正的“宇宙大行”，它的全部资产是4万多亿美元，全世界所有的发展性银行资产加起来才是它的零头。2017年，国开行在“一带一路”上的放贷额超过世界银行在全球的放贷额。因此，在国际上，各国感受到的中国压力是非常强烈的。
（二）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我国经济结构的最大变化就是我们告别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出口导向有一个好处，就是需求不是内生的，而是别人给的。事实上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我们的出口占GDP的比例在2006年就已经达到顶峰，将近35%，之后一直在下降，2016年以来是17%～18%（见图1-2）。这个对一个大国来说仍然有点高，美国只有10%，日本也是17%～18%。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出口不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几年我们的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微乎其微。
图1-2 中国出口和出口占GDP比例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另外一个变化是工业化和去工业化。图1-3显示的是三大产业的就业份额的变化。第一产业农业就业份额下降，第三产业服务业就业份额上升，服务业成为最大的就业部门已经很多年了。最有意思的是第二产业工业就业的变化。从这张图上我们能看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有两个高峰期，一个是计划经济时代，另一个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10年，这两个时期我们的工业就业各增长了10个百分点。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的工业化没什么进步。从就业比例来看基本上是在波动，而当时在准备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后冲刺。加入世贸组织头10年完成的工业化进程，相当于2000年之前40年走过的路，所以加入世贸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说，中国现在看到的大部分财富都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积累起来的。(www.xing528.com)
图1-3 三大产业就业比例的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但是2012年之后，工业就业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接着我国又往上冲了几年，达到了工业化顶峰。一个国家的产业转型大都跟外部冲击有关，日本就是如此；韩国比较平稳一些，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去工业化，但是经济转型要等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国家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估算去工业化大概提前了五六年时间；如果没有金融危机，可能工业化还可以持续到2017年、2018年。接下来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图1-4是劳动年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有两拨大的增长.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和21世纪的头10年。有时候我们回头看历史，会发现中国真的非常幸运。1978年邓小平在做改革开放决定的时候，也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很幸运，中国过去40年里在两次重要的时间节点上都踩对了拍子，第一次是改革开放，第二次是加入世贸组织。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们的人口结构开始走向优化，劳动人口占比一下子上升了10个百分点，这一拨人口红利被农村改革赶上了。到20世纪90年代人口结构没有太大变化，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又“冲锋”了一次，第二拨人口红利到来。到2010年，金融危机来了，我们退出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而我们的人口结构也开始下行。
图1-4 劳动年龄人口比例（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1960—2018年
资料来源：Wind（金融数据和分析工具服务商）。
从2012年起，我们开始搞结构调整，后来总结为“三去一降一补”。这些年我们的去库存做得相当不错。但这纯粹是一个偶然因素决定的。2016年，政府实施一轮强刺激，使得三四线城市7亿平方米的房地产库存全部消化掉了。而后政府开始做货币化棚改，原来是给现房，后来改成货币化。一搞货币化棚改，房价就上去了。老百姓都是“追涨杀跌”，所以房地产库存也就消化掉了。去产能，靠的是行政命令，比如北京周边很多钢厂和小煤窑都关掉了。结果，2016年、2017年经济转好的时候，我们还要进口钢材和煤炭。现在看来，去产能比较彻底的行业，目前的利润情况都比较好。“降成本”做得比较好，降税、降费非常显著。这几年我国不停地降税。“补短板”是个慢活儿，我们也做了很多，“放、管、服”改革等都是补短板的，但这是一个长期工作。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在减速。现在服务业是最大的就业部门，增长主要靠内需，内需增长占增长的75%。但靠内生增长，速度必定会降下来。企业进入了一个比较长的优胜劣汰时期。2017年和2018年的“去杠杆”和“环保风暴”，让一些本来不应该死的企业死掉了，有些过了。劳动密集型行业向国外转移正在发生，但是转移速度没有我们想象的快。国内企业转型和技术升级做得相当好，只要是有一些技术含量的企业，车间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人，全都是自动化的。好的方面是劳动收入占比上升，收入分配格局改善；国内消费比例上升，储蓄率下降。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发布的报告，2018年中国大陆产业工人一年的全成本是10500美元，在亚太地区仅低于中国台湾地区，台湾地区是18500元。中国大陆的成本已经超过了亚太地区的所有发展中经济体。两年前我们比马来西亚和泰国便宜，现在我们已经超过它们了。所以中国肯定不再是一个便宜的地方，有些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转移出去也是很能理解的。
图1-5是支出法GDP构成，显示的是所谓“三驾马车”。细线是消费，粗线是资本形成，最下面的虚线是净出口。这几年的净出口占比已经很低（2017年的数据有问题，跳动非常大）。国内消费占比在2010年触底，最低的时候是48%。过去七八年间，所谓的再平衡速度非常快，基本上和前期的失衡速度一样快，消费占比每年要提高将近一个百分点，这是非常快的再平衡过程，相应地投资占比就会降下来。所以，再平衡已经发生。
图1-5 支出法GDP构成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不是很大的问题，所有的国家都经历过经济增长减速。比如日本，它在20世纪70年代初之前也搞出口导向，20世纪60年代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0.5%，如果把20世纪50年代加上就是9.2%，跟中国差不多，甚至比中国还快一些。但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日元升值了30%多，再加上1973年的石油危机，出口导向的模式就不能维持了，所以日本进入了创新时代。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日本的平均增长速度在3%左右，但却是日本真正的黄金时代。在那20年里，世界上几乎所有新的电器产品都来自日本，日本的产品有质量保障，而且价格也还算合理。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也很快会到来，但较快增长的时间可能会比日本的长。中国是一个更大的国家，我们的人口是日本的10多倍，地域差异也比日本大得多，所以我们可以维持比较长的增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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