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理论：垂直分离与空间再配置

作为一门新兴理论学科，全球价值链理论从提出到现在，在短短几十年内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受到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它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前沿科学，其发展不仅仅意味着理论的创新，更重要的是现实经济的指导作用。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全球价值链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初步展示了其对现代化生产的影响。

（一）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1.价值链

20世纪80年代，众多国际商业研究者相继提出价值链（Value Chain）理论。1985年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在分析公司行为和竞争优势的时候，把公司的整体经营活动分解为一个个单独的、具体的活动，这些活动处于不同的生产环节，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因为每个活动都创造价值，所以波特把这些活动称为价值创造活动。价值创造活动被分为基本活动（含生产、营销、运输和售后服务等）和支持性活动（含原材料供应、技术、人力资源和财务等），这些活动在公司价值创造过程中相互联系，构成公司价值创造的行为链条，这一链条即公司内的价值链。波特还提出，不仅公司内部存在价值链，一个公司价值链与其他经济单位的价值链也是相连的，任何公司的价值链都存在于一个由许多价值链组成的价值体系中，而且该体系中各价值行为之间的联系对公司竞争优势的大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同期学者科洛特（Kogut）在分析国家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能力的时候，提出价值增值链（Value-Added Chain）的概念，认为价值链基本上就是技术与原料和劳动融合在一起形成各种投入环节的过程，然后通过组装把这些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最后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过程。在这一价值不断增值的链条上，单个企业或许仅仅参与了某一环节，或者企业将整个价值增值过程都纳入了企业等级制的体系中。科洛特认为，整个价值链条的各个环节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如何在空间上进行配置取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而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的竞争能力决定了企业应该在价值链条的该环节的哪个细分环节和技术层面上倾其所有，以确保其竞争优势。这一观点比波特更能反映价值链的垂直分离和全球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关系，因而对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至关重要。

2.全球商品链

20世纪90年代，格里芬（Gereffi）和一些学者提出了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GCC）的分析框架，将价值链的概念与产业的全球组织直接联系起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商品的生产过程被分解为不同阶段。围绕某种商品的生产形成一种跨国生产组织体系，把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规模的企业、机构组织在一个一体化的生产网络中，从而形成了全球商品链。并进一步提出了由生产者驱动（Poducer-Driven）和购买者驱动（Buyer-Driven）的全球商品链的二元驱动模式。生产者驱动，指由生产者投资来推动市场需求，形成本地生产供应链的垂直分工体系；在生产者驱动的全球商品链中，跨国公司通过全球市场网络来组织商品或服务的销售、外包和海外投资等产业前后向联系，最终形成生产者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购买者驱动，指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国内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企业通过全球采购和原始设备制造商（Oir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OEM，也称为贴牌生产、代工生产）生产等组织起来的跨国商品流通网络，形成强大的市场需求，拉动那些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中地区的工业化；在购买者驱动的全球商品链中，那些成熟的大型零售商和品牌商是链条的核心和动力之源。

3.全球价值链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格里芬等人的理论没有摆脱商品这一概念的局限，并没有突出强调在价值链上运营的企业在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方面的重要性。直到2001年，格里芬和该领域研究者从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了全球化过程，同意使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代替全球商品链这一术语，认为应把商品和服务贸易看成治理体系，而理解价值链的运作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价值链的形成过程也是企业不断参与到价值链并获得必要技术能力和服务支持的过程。

许多学者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演变和升级等多个角度对全球价值链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和分析，并由此建立起了全球价值链基本概念及其基本理论框架。斯特恩（Sturgeon）从组织规模、地理分布和生产性主体三个维度来界定全球价值链。从组织规模看，全球价值链包括参与了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性活动的全部主体；从地理分布来看，全球价值链必须具有全球性；从参与的主体看，有一体化企业、零售商、领导厂商、交钥匙供应商和零部件供应商。他还对价值链和生产网络的概念进行了区分：价值链主要描述了某种商品或服务从生产到交货、消费和服务的一系列过程，而生产网络强调的是一群相关企业之间关系的本质和程度。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指出，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过程。它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并且通过自动化的业务流程和供应商、合作伙伴以及客户的链接，以支持机构的能力和效率。该定义强调了全球价值链不仅由大量互补的企业组成，而且是通过各种经济活动联结在一起的企业网络的组织集，关注的焦点不只是企业，也关注契约关系和不断变化的联结方式。

（二）全球价值链中经济租的产生和分配

在经济学上，经济租（Economic Rent）是生产要素所有者凭借垄断地位所获收入中，超过要素机会成本的剩余。经济租是要素收入（或价格）的一个部分，它代表着要素收入中超过其在其他场所所可能得到的收入部分。

作为研究的起点，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各环节价值的产生过程和各环节收益的分配过程。全球价值链可分为三大环节：一是技术环节，包括研发、创意设计、提高生产加工技术、技术培训等环节；二是生产环节，包括采购、系统生产、终端加工、测试、质量控制、包装和库存管理等分工环节；三是营销环节，包括销售后勤、批发及零售、品牌推广及售后服务等分工环节。当国际分工深化为增值过程在各国间的分工后，传统产业结构的国际梯度转移也因此演变为增值环节的梯度转移。就增值能力而言，以上三个环节呈现由高向低再转向高的U形，或曰“微笑曲线”状。价值链不同环节所创造的附加值是不同的，获得的经济租多少也不一样（见图2-3）。靠近U形曲线中间的环节，如零部件、加工制造、装配等环节在价值链中创造出较低的附加值，因而获得较低的经济租，靠近U形曲线两端的环节，如研发、设计、市场营销、品牌等在价值链中创造出较高的附加值，因而获得更多的经济租。(www.xing528.com)

图2-3　价值链增值微笑曲线示意图

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环节的进入壁垒不断降低，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生产（组装）过程，这一环节的“租”日益耗散，导致生产环节增加值不断降低。因此，能产生较高的“租”的领域越来越脱离具体生产过程而转向无形的过程，如研发和营销等领域，因为这些活动通常是技术或知识密集型的，会形成较高的进入壁垒、较长时间的知识产权保护，如长达70年的专利技术保护和接近永久性的品牌效应，是价值链中收益的重要来源。在知识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上经济租的产生源泉正由有形活动转变为无形活动。这是因为无形活动越来越建立在知识和技能基础上，并且根植于组织体系中。一些无形活动，如物流控制、广告、产品设计、品牌推广等，在全球价值链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大多数处于GVC生产环节上的发展中国家，其地位远不如发达国家的原因了。

（三）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

随着国际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价值链也变得更加复杂，内部环节不断增加。这时要想通过提高价值链中的单个环节的效率从而提升整个价值链的收益变得很有限，因此需要系统性地协调价值链中各个环节的活动，从而使整个价值链具有竞争力。这种系统性协调就是价值链的治理。

价值链治理（Global Value Chain Governance）一词由格里芬提出。格里芬将价值链治理定义为价值链中权利拥有者或某些机制协调和组织各环节的价值创造活动。当价值链上一些企业根据其他主体（价值链中权利拥有者）设定的参数（标准、规则）进行生产工作时，治理问题就产生了。这些参数包括生产什么（产品定义）、如何生产（生产过程定义，含技术、质量、劳动和环境标准等要素）、何时生产、生产多少以及价格等五类基本参数。汉弗莱（Humphrey）和史密茨（Schmitz）将价值链的治理定义为：通过价值链中公司之间的关系安排和制度机制，实现价值链内不同经济活动和不同环节间的非市场化协调。全球价值链治理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发展中国家了解市场进入途径、迅速获得生产能力、理解价值链上的收益分配、得到发达国家购买商的技术援助以及找到制定政策和创新的支点等方面的问题。

根据全球价值链中行为主体之间的协调能力的高低，格里芬、汉弗莱等将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归纳为五种，分别是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和层级制。这五种治理模式中市场和层级制分别处于价值链中行为体之间协调能力的最低端和最高端。市场型是指各个经济行为主体通过货币买卖各种商品和服务，其运行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层级制则是以企业制为典型，运行的核心就是管理控制。模块型、关系型和领导型都属于网络型，介于市场型和层级型两者之间。其中，模块型是系统的分解与集成，各个子系统需要有很好的创新效率，并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联系节约交易费用；关系型模式中厂商由于社会同构性、空间临近性、家族和种族性等联系集聚在一起；领导型模式则是众多中小厂商特别是小型厂商依附于几个大型厂商，大型厂商对他们具有很强的监督和控制力。在现实世界的全球价值链治理中，这五种模式往往是相互交错的，且彼此之间存在着一个动态的转换机制。这五种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阐明了权力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运作模式。例如，在领导型全球价值链中，主导公司直接对供应商行使权力，这种直接控制表明了一种高度的外在协调和权力不对称关系。在关系型全球价值链中，公司间的权力平衡更加对称，并存在大量的外在协调。在模块型以及市场型全球价值链中，客户和供应商的转换相对比较容易，权力的不对称性相对较低。从层级制到网络再到市场，显性协调和权力不对称的程度逐渐减弱。

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选择主要由以下因素决定：（1）交易的复杂性。价值链中交易越复杂，各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越强，采取的治理模式越倾向于网络型治理模式和层级制的治理模式。（2）交易的标准化程度。它反映的是价值链中信息和知识的可获得性，及其传递效率和交易费用。某些行业的价值链中，关于产品、生产过程等的复杂信息经过编辑标准化处理后便很容易在价值链中传递，如果供应商有能力接受并实施这些标准化的信息，并且这些标准在价值链中被广泛采纳，则采用模块型治理模式；否则，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将垄断这些信息，对其他企业实施垂直一体化的控制，采用的是层级制治理模式，或者采取外包战略，但对承包企业实行紧密地监控，采用的是领导型治理模式。（3）供应商的竞争能力。接受和实施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所传递的复杂信息，要求供应商具有较高的能力。如果供应商的能力较低，主导企业只能实行垂直管理，价值链采用的是层级制治理模式；或者外包，采用领导型治理模式。

（四）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模式

价值链升级是指由于企业能力的提高使得厂商能够从事价值链中附加价值高的经济活动，从而获得更多收入。由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功能环节直接决定了其在该产业获得的附加价值，因此要想改变在价值链中的被动局面，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必须进行升级。

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升级包括四种模式：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工艺流程升级是指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生产组织管理能力的加强使得企业能够更有效地进行生产，即在要素投入相同的情况下，体现在产出的增加和质量的改进。产品升级是指企业所生产的产品逐渐从低层次的简单产品转向同一产业内更复杂、更精细的产品，如从生产衬衫到生产西服。功能升级是指厂商所从事的价值链活动的增加或从附加值低的活动转向附加值高的经济活动，如从简单装配到零部件、中间品生产，从生产领域进入设计、市场营销和品牌运营等。链条升级是指从一条价值链跨越到一条新的、价值量高的相关产业的价值链，企业把在一产业获得的能力应用到另一个新的产业，或转向一个新的全球价值链中。

（五）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当今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载体，其发展对世界经济、贸易和劳动力市场都产生了广泛的、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收入不平等、贫穷和环境等问题。近几十年来，全球价值链的出现已经显著改变了商品和服务的世界生产格局，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模式造成了深刻而持续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各国的产品竞争力和整体经济的发展。随着各国大量进口中间制成品后进而出口，国际生产共享成了推动国际贸易的重要动力。运输和交通成本的相对下降、科技的加速进步、政治经济贸易壁垒的消除使生产国际分工的机会大大增加，基于国际分工的全球价值链成了全球化最显著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