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经济全球化,中国城市资本循环嵌入到全球资本循环中,由此产生的经济发展困境表现在城市-区域尺度上[23]。城市尺度上,经济发展困境指城市发展资源不足,如土地、劳动力、财政资源与产业资本。此外,中国的城市区域战略也服从于地方政府的政治诉求,通过积极融入全国层面的区域发展浪潮,促进地方官员的政治晋升。在资本要素的驱动下,为构建区域层面的积累秩序,中国区域治理重构本质上是政府事权在科层系统的再安排。
伴随经济全球化,中国城市资本循环嵌入到全球资本循环中,由此产生的经济发展困境表现在城市-区域尺度上[23]。城市尺度上,经济发展困境指城市发展资源不足,如土地、劳动力、财政资源与产业资本。发展资源缺失导致城市资本循环动力不足与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尺度上,经济发展困境指区域发展要素流动不畅与区域(经济)不平衡。不同尺度的经济发展困境要求实施差异化的城市区域战略,以维持或创造资本积累模式[16]。
图1 中国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重构理论框架(www.xing528.com)
中国的城市区域战略包括三种形式,即自下而上的城市区域战略,由地方政府倡导的城市区域战略旨在解决城市内部经济发展困境,通过发展资源的区域交换,突破地方发展的制度瓶颈;自上而下的城市区域战略,由上位政府主导的城市区域战略旨在先导性构建区域资本积累体制,提升区域竞争力,解决区域经济发展困境;混合型城市区域战略,由上位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发起,通过一体化发展走出城市及区域尺度的经济发展困境[2]。以上城市区域战略共存在不同城市区域中,其中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发达城市区域以自下而上为主,内陆欠发达地区以自上而下为主。此外,中国的城市区域战略也服从于地方政府的政治诉求,通过积极融入全国层面的区域发展浪潮,促进地方官员的政治晋升。由不同经济发展困境引致的城市区域战略是区域治理尺度重构的基础动力,它决定了国家权力安排中的事权主体,即由谁负责区域发展的具体事务。在资本要素的驱动下,为构建区域层面的积累秩序,中国区域治理重构本质上是政府事权在科层系统的再安排。同时,事权实现需要依据不同的区域发展项目重新构建国家权力,达到稳定的区域治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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