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空间选择被广泛运用到当前中国城市区域研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确立的计划经济体制选定国家尺度作为资本积累的主要尺度，地方则作为附属尺度服从于国家主导的生产力布局与资源分配［11］。由于长期中央主导的资本积累模式造成一系列积累危机，如尾大不掉、分配效率低下及地方发展热情不足等问题，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央主动选择性地强化地方尺度作为主导经济发展的地理尺度，以消解计划经济模式带来的资本积累危机。一系列事权下放、政策实验（policy experimentation）及财税体制改革确立了地方政府发展主义（local state developmentalism）［2］。由此，资本积累模式实现了从中央尺度向地方尺度的尺度下移，而四十多年来高涨的地方发展热情与市场化改革及全球化趋势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近些年的城市区域化趋势，则被理解为地方主义下，国家空间主动选择的过程，即中国新一轮资本积累危机的地理空间修复过程。Wu Fulong系统梳理了后改革时期中国城市区域的尺度逻辑，即在城市企业主义（urban entrepreneurialism）下，城市间恶性竞争引发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及耕地破坏等问题，城市区域治理是通过构建城市区域管制主体以实现区域协同目标的权力尺度上移［11］。同时，有学者归纳出自上而下中央政府主导型与自下而上地方政府发起型两种尺度构建模式［20］。在土地财税的空间治理中，权力上收的趋势更加明显，旨在克服地方分散主义带来的无序竞争［21］。然而，已有研究将城市区域治理机械化地理解为尺度上移的过程，抑或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尺度建构，都未能解释城市区域主义的内在异质性。此外，以尺度重构来理解中国城市区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需根植于地方化制度背景与空间实践。虽有学者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政策实验与国家尺度重构（state rescaling）构建了解释中国政治经济变迁的理论框架［22］，但仍缺乏对于城市区域这一特定空间单元的尺度重构的翔实理解。本研究通过构建中国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重构的理论框架，对比产业发展与基础设施两个内在逻辑截然不同的区域发展项目，旨在揭示城市区域治理过程并非权力尺度上移的单一运行逻辑，而是尺度上移与下移等不同逻辑并存的复杂统一体，它取决于区域发展项目解决的经济发展困境与行政治理困境。(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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