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市主义内部住宅混合策略引发反对：社交关系成核心问题

4.2.1　新城市主义与现代主义关系

新城市主义的产生与现代主义批判密不可分，但是从迈克尔（Michael，2007）等对两种理论的研究来看，前者较多继承了后者的传统，包括模仿雅典宪章的理论组织机构和措辞框架，参考建立好的城市形态与理想城市价值观的关系等，后来新城市主义甚至非常肯定CIAM作为意识形态的启蒙者的地位［17］。

两个实例虽然存在较多差异，但是本质上都认为城市形态对社会行为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表2）。

表2　现代主义与新城市主义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17］整理。

吉尔也认为新城市主义并没有结束现代主义派，它保留了规划师和设计师作为专家的模式，依赖于规模扩张型的经济，妥协于汽车的使用和日益增加的消费欲望，并把规范和规则作为控制社会的指导［3］，就此而言，新城市主义近似于对历史的再次倒戈。(www.xing528.com)

4.2.2　风格和主张的问题

新城市主义的怀旧情结和对空间决定论的质疑以早期的“希望六号”项目表现最为突出。外界批判尖锐地指出，过分依赖设计策略来解决顽固问题是绝对不可行的，现代主义派的很多失败案例已提供最好的前车之鉴［8］。

此外，新城市主义倡导与街区的其他使用功能相结合提供经济住宅，把保障性住宅与商品性住宅相混合，使贫穷居民集中于公共住宅中，这种做法存在引发社会动荡的隐患，受到很大程度的反对，混合未必就能解决社会分异和不平等问题［3］。

社区内部的关系和交流是新城市主义关注的核心层面之一。大卫·布莱恩（David Brain）则认为，社区文明才应该是最终目标，它包含的公平性是新城市主义的社区所没有的，而这点恰好随着社区的发展显得更为重要［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