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市主义运动实践的不同类型社区开发项目已付诸实施,包括“海边社区”“肯特兰德斯”等取得突破性成功。虽然有批评声不绝于耳,但新城市主义理论在现阶段却始终处于不断的自我完善之中。
3.3.1 批判——理论发展的思考
社会各界的多方批判为新城市主义未来的发展提供问题导向型的思考模式。部分学者在研究中指出新城市主义项目费用过于高昂[14],主要原因在于建设及市场的综合作用使得利益导向下弱势群体利益空间被压缩。但是,这些批判是否真正与新城市主义在实践中的弊病相吻合至今尚未在学术界得到有信服力的回应。克利夫(Cliff)回顾并论证针对新城市主义的各种批判,认为很多批判都缺乏说服力,其中的典型即关于新城市主义忽略现代社会和经济的现实的问题,实际上新城市主义高度关注全球重组、社会变革及后资本主义时代土地发展的动态过程,这些可以在学者会议、书籍等记录中得到印证[15];对于新城市主义的“怀旧”情结,作者并不赞同,反嘲只是一种讽刺,新城市主义理念适用于多类型尺度的空间,不管是高密度的曼哈顿还是郊区的小村庄。与其说新城市主义是一种“怀旧”,还不如定义其为一种对传统的城市化和公民生活的尊重[15],理论吸纳流行、适应环境和区域传统元素,并弱化项目激进的部分,即混合使用、混合收入、复杂的地块和交通组织[16],利用最新的结构技术,容纳汽车的使用等来建设新的项目[15],未来新城市主义的发展应当从中吸取教训。
3.3.2 吸纳——理论体系的完善
CNU的成立推动了新城市主义理论的传播和体系化。而新城市主义理论原则在实践之前难以评价优劣,加之理论应用的对象处在动态变化之中,对整个理论体系进行完善显得非常必要。新城市主义者应该从现代主义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建立对设计理论的交流和传承的意识[17]。这方面,DPZ最先编制《理智规范》,但这种硬性的章程未成为广泛推行的“准则”,证明变动的软环境承担作为主导的调控角色。
具体设计原则应关注实际项目的反馈和社会变化,适时对策略进行调整。社区规划中,新城市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精明增长等理论所倡导的最终目的是类似的,致力于创造具有“场所感”的空间[18],在这个大目标下,可对新城市主义的原则进行有效检验。另外,随着美国“生育膨胀”的一代进入老龄阶段,建成环境和规划、区划、住房选择、交通等都受到影响,亚瑟(Arthur)认为老年人和老龄化的家庭对新城市主义的发展有较大促进作用,他们更加需要步行可达性高的居住环境。而研究表明,仅有1/3~1/2的老年群体表现出对新城市主义构造的环境的青睐[19]。就此而言,新城市主义的原则值得进一步推敲。
除了理论体系内部的完善,对新城市主义体系的研究还体现出与其他理论思想的互融特征,包括社会生态学、社会资本学、城市形态学、环境与社区心理学及环境与行为研究领域的子学科等[8]。
3.3.3 保障——理论实施的加固(www.xing528.com)
新城市主义项目实施中保障体制的缺失,致使实施过程中遇到体制冲突、资金不足等严重问题,甚至有些新城市主义实施项目被迫停止。
新城市主义运动早期,绝大多数设计项目和组织依托于有权势的人资助而建立。现今,已有学者指出美国现行的地方区划法和土地发展条例严重阻碍了新城市主义的推行[18]。史蒂文(Steven)反对各种类型的土地使用条例,主张撤销土地管制规定,也不看好新城市主义的发展[20],但是借鉴他的观点,新城市主义未来发展避免不了与许多限制条令进行协调。
资金缺乏是目前新城市主义实施面临的又一难题,对此,有学者认为应当改革现行体制,认可并推进CNU的发展[16]。克劳福德(Crawford)则直接提出构建一个地方政府体系用以推广新城市主义,具体由规划、原则、管理者和决策者组成[21]。
3.3.4 创新——理论应用的造血
相比理论产生之初,新城市主义的应用探索趋于多元化,包括与其他规划体系、设计理论的合作及应用领域的拓宽等。
西瓦诺(Civano)是美国图森第一个大型的“可持续”居住项目,该项目将新城市主义思想与绿化规划相结合,尽管建设效果存在争议[22],但不失为一个创新探索。安德鲁(Andrew)则在研究中提出关于新城市主义如何实施的问题,但并未受到重视,而更多的关注集中于新社区的建设,对此,他对在旧社区的建设中选择性采用新城市主义的原则进行了试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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