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空间的精明化”发展路径：强化社区参与，建立基金支持。

压缩型城市化与土地财政催生的土地红利在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为中国城市发展提供资本积累［29］。当前中国城市空间增长的动力要素可归纳为快速经济增长与城市化过程及2000年后的GDP导向的政府政绩观的合力作用［30-32］。

中国城市土地开发过程中利益主体相互作用集中表现为以保障地方经济利益为核心的运作模式，与美国多中心治理及多层次合作与博弈模式差别明显。首先，中国土地利益主体及其相关主体类型较少且单一，关系失衡。各级政府占据绝对资源与主导权力的同时，政企联盟强化城市发展的“增长主义”。现有制度因素又抑制了公众参与土地开发与建设途径与效率。同时，缺乏社区协会、精明增长组织、环保组织、非营利组织等第三方机构，缺少保障公众参与和监督项目落地的公民咨询组织。虽然中国电子媒体数量快速增长，但政府代言性媒体依然控制多数信息传递及舆论导向，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公众对话平台和社群网络。其次，中国土地开发过程中多元主体网络运作的支撑体系具有政府主导性。资金方面，中国政府主要以开发区为单一投资渠道，依托上级政府拨款、下属金融组织和融资平台，或与利益集团结为政企联盟等方式获得土地开发支撑资金，社会公众或非营利组织直接参与资金供应的比例很低。技术上则建立在土地财政和GDP增长基础上。再者，中国网络主体关系的特殊性不同程度地异化了美国精明增长政策下多中心治理运作机制。其中，由于缺乏第三方力量介入调停，导致中国土地开发中的冲突矛盾内化为不同层级政府以及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博弈。企业型政府异化为政府企业化诱导中国地方政府在逐利性土地开发项目上的“插足”［33］，干扰了私人部门、地方企业与政府之间合作竞争机制稳定性的同时，却强化了政企联盟的稳定性，从而加剧网络主体间的结构关系失衡。

因此，本文提出五点启示。

（1）政府职能转型：由控规划变为审法规。中央政府审批权限下放由传统的项目审批权转变为规划审批权，鼓励地方政府进行规划编制与实践的制度创新，在空间管制、用地及人口管控等方面促进规划活动贴近地方发展实际；中央与地方的科层规划体系的硬控制逐步转向对技术法规、程序法规的软控制。

（2）社区治理革新：社区扩权。强化社区作为基本单位参与城市精明增长，成立“社区协会”，包括管理维护机构与精明增长工作坊。前者负责社区协会的日常运营管理及经费来源，后者将社区居民组织起来传递精明增长的相关技术，提高社区的凝聚力与对规划活动的参与能力。(www.xing528.com)

（3）话语确权：站内设城市政府页面、社区协会页面、城市规划委员会页面、非政府组织页面、环保组织页面、弱势群体组织页面、银行金融机构页面等。

（4）基金设立：颁布“精明增长定向服务基金”。由中央政府设立“精明增长定向服务基金”，制定地方各类机构组织的资金分配比例。或由地方政府设立基金，分配比例上报中央审批。同时，留足灵活基金，通过网络平台发布，供自由申请。

（5）决策产生方式：“联盟组织”+“相关市民”。通过公共参与的方式加入城市空间增长项目中，以法规形式明确公共参与的过程，并以投票、意见征集等方式将民众涉及自身利益及公共利益问题公开化，以协商的方式补偿居民个体损失，立足公共利益，强化项目公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