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空间策略根植于地方自然与人文环境，对国家、区域及城市等尺度空间产生差异化的经济社会效应［37］，塑造了国家空间分异与地理不均衡发展。这种不均衡发展主要是由于城市群空间规划的编制主体、获得优惠政策及制度创新权力的差异性。如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空间规划由中央政府直接编制，成为国家级战略，在产业发展等方面获得充分扶持。而其他内陆或欠发达地区的空间规划往往级别较低，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有限。受限于不同发展阶段，空间规划的战略定位与主要内容大相径庭，如东部城市群空间规划侧重提高国际竞争力，中西部城市群空间规划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培育合理的空间结构。在定制化和差异化的政策扶持下，东中西部地区以城市群为空间载体，均出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增长极，总体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空间格局呈现“平等化”特征。
空间效果上，尽管中央、省与城市政府重视城市群空间规划，将其作为空间管制的主要策略，但政府内部的利益分异对空间规划的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当多层级政府利益诉求一致时，城市群空间规划实施较顺利，区域管制的目标容易实现。然而，多层级政府存在利益冲突时，规划实施困难且效果较差。虽然城市政府对加入城市群空间规划较为积极，但未改变行政区经济的路径依赖，只是希望借此获得上位政府资金与政策支持。尤其是部分城市以城市群发展名义获得建设用地指标后，争相开建大型项目而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导致城市与区域管制失效［38］。此外，空间规划的实施也受到多层级政府发展政策与官员个人意志的影响，具有不稳定性。
城市群空间规划是国家对区域崛起的制度响应和新国家空间的构成要件，通过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等不同时期国家战略的分层叠加，差异化塑造了动态与嵌套的国家空间形式（图3）。其空间逻辑表现为三方面。首先，中国城市群空间规划的形成与发展是国家空间选择性由城市尺度向区域尺度转变的产物，反映了中央与省等多层级政府试图以区域整体主义参与全球竞争；其次，相较于行政区划调整等刚性的区域治理策略，空间规划以低成本与灵活的方式引导资本与权力在城市群地区实现资本再领域化和国家权力尺度重组，提高了国家空间治理能力，实现治理模式转型；最后，城市群空间规划塑造的新国家空间与西方有所区别，更加强调国家空间策略内在统一与区域协调，积极引导地区发展并重构区域经济格局。(www.xing528.com)
图3 城市群空间规划的空间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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