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空间重构和新形态权力容器的产生

传统国家理论中，国家空间被视为自我封闭且被动容纳经济活动的静态权力“容器”［15］。伴随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国家成为其领域内最大的权力中心［16］。由此，“国家中心论”在西方政治学领域得以确立［17］。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传统国家的地理边界和主权框架正面临松动与瓦解并诱发了国家空间（权力）的尺度重组，全球资本积累方式表现为去领域化与再领域化交织的复杂过程［18］。尽管全球领域主义不再强调国家的首要性，但本质上是国家中心主义在全球尺度上的复制，将全球尺度上视为静态与固定的平台［19］。此外，网络社会的崛起也使得学界认为国家权力逐渐消融，地方空间为流动空间所取代［20］，引发社会经济活动突破国家边界，形成跨国流动（图1）。在实践中，国家空间尺度重组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在超国家尺度上，欧盟等超国家权力组织形成，并对凯恩斯国家经济管制产生根本性冲击［21］；另一方面，在次国家尺度上城市区域竞争日益加剧，大量区域组织的形成有助于处理跨界事务，吸引资本注入［22］。

图1　新国家空间理论的形成基础及其特征

［图片来源：Brenner（2004）］(www.xing528.com)

国家空间尺度重组背景下，西方学术界整体忽略了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将国家权力理解为相对且逐渐消解的。对此，布伦纳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中，国家领土主权虽受侵蚀，但仍保留众多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权限，国家权力更具弹性与柔韧性［23］。国家的角色与功能被重塑，并未被边缘化。相反，通过制定竞争和发展导向的规划重新分配了国家权力空间并产生新空间形式［24］。国家不再是静止与固定的权力容器，而是被一系列管制策略、政治斗争等社会过程所建构的舞台、工具和结果［25］。同时，国家基于制度设计的差异性，通过空间选择性引导资本积累和权力运作朝向特定的区域，以调控地域不平衡发展［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