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城市政体理论的主要模型与资源相匹配

2.3.1　斯通的城市政体经典模型

斯通曾经指出，城市政体模型的归纳不在于阐释具体案例的复杂性，而在于厘清既有的资源如何与现状或是机构设置、规章章程等制度性因素相匹配。［19］斯通早期提出的城市政体模型深刻反映了二战后美国政治、经济变化对城市组织形式的影响，尤其是非政府资源（组织机构、信息、社交网络、运作模式）对城市决策和城市运作的影响。

斯通按照政体目标等定义了四种基本的城市政体模型，包括维持型政体（maintenance regime）、发展型政体（development regime）、中产阶级进步型政体（middleclass progressive regime）以及低收入阶层机会扩展型政体（lower-class opportunity expansion regime）（见表1）。

表1　斯通的城市政体经典模型一览表

资料来源：Gila Menahem.Urban regimes and neighborhood mobilization against urban redevelopment：the case of an Arab-Jewish neighborhood in Israel［J］.Journal of Urban Affairs，1994，16（1）：35-50；
Clarence Nathan Stone.Urban regimes and the capacity to govern：a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J］.Journal of Urban Affairs，1993，15（1）：1-28.

斯通的城市政体模型从公私关系的角度构建了解释社会政治经济现象的理论模型。该理论模型的经典之处在于它具备深刻的理论解释力，并且是在构建模型方面最早作出的理论尝试。但是，我们不能够过度“神圣化”这一理论模型，正如前文所提，城市政体理论是一个高度地方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因而斯通的理论模型虽然对美国战后城市的政治经济变化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是在政治经济背景完全不同的欧洲大陆，该理论的运用就需要更大的理论创新。一方面，需要提炼出地方化的政治经济因子，把握公私交互的本质内涵，对新的政治经济现象给予新的解释；另一方面，作为具有传承性的理论研究，需要对经典进行归纳总结。修正完善后的理论模型应包含并深化原有理论模型，使得理论的适用价值得到提高。而在这方面，斯托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具有理论移植性的学术方法。(www.xing528.com)

2.3.2　斯托克的城市政体比较模型

斯托克在斯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城市政体模型，并将其用于跨国的城市政体比较分析中，尝试在新的政治经济土壤中重新孕育地方化的城市政体（见表2）。首先，斯托克拓展了城市政体模型的适用范围，并根据城市政策的性质特征，定义了新的政体模型，如传统型政体（traditional regime）、排斥型政体（exclusive regime）等。其次，他整合并细分了不同政体下各参与者或利益主体的动机及激励因素。高度抽象化地描述不同主体的动机与驱动力是提高政体理论描述力及其对不同政治经济环境的解释力的重要手段。最后，斯托克进一步细化考虑了联盟的特性问题，引入了联盟合作程度的高低这一因素（如从利益一致性的角度看，竞争性协议的利益一致性最低，政治交流次之，政治合作伙伴的利益一致性最高），并定义了不同联盟关系下的联盟性质、主要工具与可能产生的现象与风险。他还进一步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使得政治经济等要素进一步结构化，这也说明了在跨国研究中，斯通的经典城市政体模型是可修正的。斯托克的比较模型虽然对斯通的政体模型进行了修正，但是仍然继承了其经典模型，扩大并演绎了新的政治经济土壤中的政体模型。他在新的政体模型分类中，纳入了斯通的政体模型，如维持型政体被纳入有机型政体中，发展型政体则属于工具型政体，而中产阶级进步型政体与低收入阶层机会扩展型政体则属于象征型政体的子分支。因而，斯托克继承并发展了斯通的政体理论，通过定义新的模型、新的政体模型的结构性要素及细分现有的结构要素，实现了政体理论的跨国描述与解释。［20］

表2　斯托克的城市政体比较模型一览表

资料来源：Gerry Stoker，Mossberger Karen.Urban regime theor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Government and Policy，1994，12（2）：195-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