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活动与过程涉及多元主体和复杂的政治经济结构,各因素之间的互相作用产生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调整会推动相关尺度的变化,即为尺度重构。层级上,这些关系可以是跨越尺度层级的,如欧洲国家治理空间的尺度重构。而在国家内部,通过国家空间选择(state spatial selectivity),赋予部分区域特殊的发展条件和政策追加来应对资本积累的危机,如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10],推动在资本积累、区域治理等方面的尺度重构。尺度重构也可以是同一尺度内部的,如布伦纳提出在相对限定的地理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发生引发尺度内涵的转变[11]。性质上,这些关系包括权力、经济、文化等[12]。
尺度重构作为重要理论工具可用于阐释城市区域治理过程[13]。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重构较特殊,既有社会关系的重塑,也有物理空间的边界转变。再如从全球化与再地域化引发的城市治理的尺度重构上,并非局限于单一尺度,而是置于全球尺度的城市体系中。资本再地化促使城市演变成为覆盖更大地理范围的多中心城市区域的形态,传统的核心—边缘结构由此被重构。同时,在城市区域内部,跨国资本的再地化受国家束缚明显减弱,多重地理尺度得以重新组织[14]。此外,由于社会关系也存在结构变迁,尺度重构处于变化之中。原有的尺度层级可能保留,可能消失,或产生新的尺度[15]。进而,新尺度再为社会政治力量提供互动平台,循环往复,形成动态的尺度过程[16,17]。
1.2.2 尺度政治:对社会斗争的过程解析(www.xing528.com)
针对尺度政治,不同学者对尺度和政治的理解不同,进而产生了多种理论解释。普遍认为最有影响力的是Smith提出的尺度政治,指社会活动和斗争的地理尺度框架,地理尺度的生产和建构为一系列社会空间变化提供了丰富的依据[18]。布伦纳对尺度政治进行分类,有单一尺度与多层级尺度的差别[11]。前者强调在相对封闭的地理尺度内发生的社会空间组织的生产、重组或论争的现象;后者则融合多个层级尺度上特殊的差异、排序和层级中所包含的尺度生产、重组或论争现象。这种解读有助于梳理复杂社会过程的内涵,但具有明显的结构主义倾向,现实中很少存在单一尺度政治。因此,多层级尺度更趋近对现实的理解。针对尺度政治,MacKinnon在前人基础研究上进行提升,不同于政治经济学的浓重的物质色彩,认为尺度政治融合了后结构主义对尺度的非物质的理解,包括表现性(performativity)、话语(discursive)等[7]。因此,尺度不仅具有物质属性,也有话语属性[19]。
尺度政治是政治地理学中以政治为导向的尺度运用[20],通过“强势方”与“弱势方”之间的“尺度上推”和“尺度下推”来描述政治博弈,如加拿大和爱尔兰残障人士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利益对抗事件[21]及Smith对无家可归者和警察分别利用交通工具争夺空间控制[6]的尺度政治解读。尺度政治也被抽象成尺度化、尺度重构与权力关系转变的过程[22]。然而,尺度政治的内涵远不止社会运动,在其他层次,如城市、区域、国家以至全球尺度间的社会过程也适用于尺度政治的分析,例如在流经多国家的湄公河流域的水资源管理中,各国行动者通过利益协商实现跨国家尺度的区域合作[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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