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局面：对越自卫反击战保卫领土与建设顺利进行

四、对越自卫反击战与外交新局面

粉碎“四人帮”后，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及时调整了外交政策，从而打开了外交工作新局面。

从1978年初起，越南当局为实现其地区霸权野心，既侵占柬埔寨，又不断向我国提出荒谬的领土要求。为此，越南当局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华排华运动，驱赶大批华侨回国。之后，越军不断对我国发动武装挑衅，侵犯我领土，毁我村庄，杀我军民，破坏我国边疆地区的和平安宁。

为了维护我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保证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我国政府决定对越自卫反击，以严惩侵略者。197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2月16日，中共中央召集党政军副部长以上干部报告大会，邓小平作了关于对越自卫反击、保卫边疆作战问题的报告。

2月17日，在广西、云南边疆地区，我国边防部队奋起反击。随后，进入越境作战，连续攻克谅山等20多个越南城镇和战略要地，给越南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以沉重打击。3月5日，新华社发布声明，宣布我边防部队的自卫还击，已达到预期目的；从即日起，我军全部撤回境内；并再次建议中越双方迅速举行谈判。到3月16日，我边防部队全部撤回境内。这次自卫反击作战，打击了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气焰，赢得了世界舆论的同情与支持，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威望。

在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我国又发展了同各国的友好关系。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10月22日，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问日本。次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在东京日本首相官邸举行。这表明，自1972年9月29日中日建交以来，双方友好关系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自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后，中美关系已开始走向正常化，在此基础上，1978年7月中美双方开始建交谈判。12月16日，华国锋总理与卡特总统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于3月1日互派大使和建立大使馆。联合公报重申了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在中美建交的同日，美国将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其共同防御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并在4个月内，从台湾撤出美方余留的军事人员。中美建交是当代国际关系中具有广泛影响和深远意义的一件大事，也是两国关系上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1979年1月29日到2月5日，邓小平应邀正式访问美国，这是我国领导人对美国的首次访问。(www.xing528.com)

1977年8月30日至9月8日，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问中国，中南两党恢复了正常关系。随后，中方派出党的工作者考察团，对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考察。后来，两国政府还签订了关于经济、科学和技术长期合作的协定。1979年4月，五届人大第七次会议一致通过关于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决定。9月23日，外交部副部长王幼平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同苏联方面就中苏关系问题进行了谈判。

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香港、澳门和台湾等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因循惯例，而是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思来解决。所谓“一国两制”，就是在一个国家内，在一定时期里，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共处，通过和平竞赛，共同发展。具体来说，就是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同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区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并存，也就是求祖国统一之同，存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异。

从历史上来看，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可以“和平共处”的思想。我国政府在1954年也曾提出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于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部问题上，能否采用两种制度并存的形式，这有一个探索的过程。1956年10月，毛泽东即曾酝酿过“一国两制”的设想⁽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一设想逐步完善、定型。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及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会见傅朝枢时的谈话等，都阐明了“一国两制”的构想。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第一次使用了“一国两制”的说法，1984年5月15日，赵紫阳在全国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了“一国两制”的设想。全国人大通过了这个政策，使之成为一项国策而具有法律效力。

“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应用于解决香港问题。1982年9月中英开始了香港问题的外交会谈。1984年9月26日，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草签；12月19日，赵紫阳和撒切尔夫人分别代表中、英政府在联合声明上正式签字。次年5月27日，中、英代表在北京互换了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批准书，并共同签署了互换批准的证书。至此，中英联合声明正式宣告生效。

继香港问题解决后，1987年3月26日，中葡两国政府在北京草签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4月13日，中葡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

“一国两制”的提出与被确认，并进而圆满解决港、澳问题，对和平统一祖国大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对解决国际上类似问题以及其他重大国际争端，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