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惊醒：社会主义制度受质疑的危险苗头与限制言论令

三、噩梦惊醒后的思想反响

“四人帮”垮台后，国家政治形势迅速好转，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文革”遗留问题逐渐显露并趋于尖锐化。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浪涛的冲击下，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相伴而生，错综复杂的新矛盾、新问题不断出现，而且在群众中产生了某些消极的影响。

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群众仍未摆脱旧的大字报、大标语的形式。与此同时，许多在“文革”中遭受打击和迫害的人，纷纷从各地来北京上访或要求重新审查、更改自己案件的性质；或要求平反后尽快落实政策，安排工作或回城定居；或要求退还“文革”中被抄走的东西或房屋。一时间，火车站、国务院和各部委的信访办公室门庭若市，拥挤不堪。由于刚刚打倒“四人帮”，百废待兴，许多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迅速解决，有关部门的接待者大多只能对上访者进行劝告和安慰。这样，上访者的不满和怨愤增多，便借用大字报的方式，求助于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

从1977年夏天起，北京的大字报日益增多，其中西单墙一带尤为引人注目。西单墙是一堵长约200米的灰色砖墙，位于北京市繁华的西单大街的东南侧。在“文革”中，这儿是北京无数个大字报自由张贴处之一。1977年夏，西单墙成了大字报的集中地。大字报的内容，大多是以血泪事实控诉“四人帮”的罪行，发泄作者内心的愤懑不平。秋冬两季，西单墙成了北京的一大景观，围观者很多，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几乎成了这里的常客。随之，外国通讯社的驻京记者及便衣警察也开始光顾这里，大字报的内容逐步发生变化。一位署名为“钟鸣”的贵州小学教师，在题为《谁之罪》的大字报中，愤怒地质问：“西单墙上揭露了数不清的血泪冤案，人们不禁要问，罪魁祸首是谁？是‘四人帮吗’？那么‘四人帮’是怎么得势的？是一种什么制度保证了他们的权力，使他们得以作恶？”作者在文章的最后，不无忧虑地说：“谁能保证又一个‘四人帮’不会君临我们头上？我们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儿孙不再被卷入文化革命呢？凭借什么？”

显然，钟鸣的文章，已从单纯谴责“四人帮”转向了对“制度”的指责和攻击。随后，响应《谁之罪》的大字报不断出现，而且言词更趋激烈，并流露出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危险苗头。结果，11月25日，西单墙前竟发展成一场集会。

次日，邓小平会见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时曾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11月27日，西单墙集会者又举行了到天安门广场的游行。次日，集会者的情绪更加激烈。随之，上海也发生了所谓的民主集会。12月初，邓小平在出席了中法贸易协定签字仪式后，对外国记者表示：大字报是件好事，但并非西单墙上的所有大字报都是正确的。

1978年5月，“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思想解放的闸门一开，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况。西单墙所张贴的大字报，也不免林林总总、五花八门。这其中，少数人借思想解放之机，宣扬背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的思想观点，造成新的思想混乱。此外，由于林彪、“四人帮”及其各地代理人的专横跋扈、贪污腐化、奢侈糜烂的作风在群众中曝了光，引起群众的极大愤慨。人们很自然地把“四人帮”的行为与自己身边的官僚主义现象联系起来，因此，对官僚主义的不满议论在群众中比较热烈，这也往往成为极少数人借机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论调的借口。一时间，西单墙被称为“民主墙”，贴满了反映各种思想观点的大字报。此外，北京、上海、天津、贵州等地，也有人创办《探索》、《五四论坛》、《沃土》、《今天》、《北京之春》、《渤海之滨》等自发刊物，组织“中国人权同盟”、“兴中会”、“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振兴社”、“解冻社”等自发组织。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长达40天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随后，在全国出现了一个千万知青大返城的风潮。各地知青为了返城，进行了请愿、游行、上访、罢工等活动，演出了各式各样的活剧、闹剧、荒诞剧。这一风潮与上述的上访告状、西单墙集会等活动相汇合、相激荡，使人们以各种方式发泄积聚已久的不满与忿恨，引起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关注与焦虑。刚刚稳定下来的政治形势又出现了新的不稳定的因素。

年底，北京市政府下令封闭了西单墙，后来又予以推倒，另在月坛公园专设了一个大字报张贴处。1978年底到次年初，右的思潮仍有增无减。如《探索》主编魏京生就公然在文章中诽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比江湖骗子的膏药更高明的一些膏药”，诬蔑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煽动群众“不要再相信独裁者的‘安定团结’，把怒火集中在制造人民悲惨境遇的制度上”，要“把权力从这些老爷们手里夺过来”。还有少数人耸人听闻地提出“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意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行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上海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非法组织“解冻社”发表宣言，公开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为“分裂人类”。“民主讨论会”中也有人诽谤毛泽东，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有些人要求去外国“政治避难”，有些人甚至秘密同台湾特务机构发生联系，接受境外经济资助，策划破坏活动。而在党内，当时存在着一些思想分歧，有些人不承认这股右的思潮的危险性，甚至直接、间接地给予某种程度上的支持。(www.xing528.com)

为此，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3月30日，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此同时，3月6日，上海市政府发出通告，规定集会游行要听从民警指挥，不准在公共场所和建筑物上张贴大字报，不准出售反动书刊。29日，北京市政府也发出通告，对集会游行作出明文规定。3～4月间，北京、上海、贵州等省市公安机关，逮捕或收容审查了魏京生、陈吕、任畹町、刘青等自发组织的首领。这样，自发组织、自发刊物的活动有所收敛。

到该年秋，民主、自由问题又成了讨论的热点。一些自发组织、刊物的头面人物认为“气候回潮”，便又重新开始活动。在北京西单街头，就不断有人贴出大字报或发表演讲，散布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煽动人们的不满情绪。为打击少数坏人，教育多数群众，10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魏京生案件。魏京生除主办自发刊物《探索》进行反革命煽动外，还在2月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后的第4天，向外国人提供了我军参战部队指挥员的姓名、出兵数量、战斗进程和伤亡人数等军事情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2条、第6条及第17条规定，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15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3年。

12月6日，北京市政府又发出通告，对在本市张贴大字报作出暂行规定。自12月8日起，凡在自己单位以外张贴的大、小字报，一律集中贴在月坛公园内的大字报张贴处，并向附近登记处填报真实姓名、化名、住址和单位；禁止在“西单墙”及其他地方张贴。1980年1月，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出所谓的“社会主义大民主”（四大），实质上是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混合物，是没有丝毫民主成分的反民主的暴行。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45条，取消“四大”的权利规定。4月，全国人大五届常委14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第45条的议案，取消了原条文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除了政治方面的社会思潮之外，从“文革”恶梦中走出来的青年人，也开始了对人生意义的探寻和思考。《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5月号发表了署名潘晓的一封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由此引发了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

潘晓原本“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希望”，但“文革”中的一切（包括家庭、组织、友谊、爱情以及人际关系）却“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信中说：“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贪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都并不多；如说为人类吧，却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奢谈为人类？如说为吃喝玩乐，可生出来光着身，死去带着一副皮囊，不过到世上来走一遭，也没什么意思。有许多人劝我何必冥思苦想，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很多人不明白它，可不是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我求助于人类的智慧宝库——拼命读书……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欧文……巴尔扎克、雨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大师们像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揭开，让我们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与事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人毕竟都是人哪……在利害攸关的时刻……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一个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潘晓的这封来信如此真诚坦率地把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观察、彷徨、苦闷、思考和盘托出，立即在青年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中国青年》先后收到6万多件来信来稿，投稿者有各行各业的青年、团员，也有不少成年人和老年人，还有香港、澳门和美国的来信。该杂志从5月号到12月号，共编发了111份稿件。许多人认为，潘晓的思想反映了相当多的青年的思想发展过程，潘晓把探求人生意义的心里话坦率地说出来，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有彷徨，有痛苦，总比麻木和僵化强。在讨论中，各种观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交锋。一种意见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而“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则是错误的人生观。另一种意见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不是科学人生观的表述；人考虑“自我”是正常的，是人性的特点，但“自我”离不开社会，“自我”只有在不断完善和为整体的奋斗中才能得到光辉的体现；因而合理的解决应是发展的“合题”：“主观为社会，客观成就我”。又有一种意见赞成潘晓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认为人首先要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然后才能去满足别人。还有一些比较偏激的看法，如认为“个人乃是世界的中心和基础”，“自私是人的本质”，“说谎、欺诈、恭维、奉承是人生的要谛”，“一切总体主义的观念都是个体灵魂被扭曲的结果”等。对于《中国青年》敢于发表潘晓的来信并就此展开讨论，不少人给予高度评价，说：“这是中国报刊前所未有的光荣——不同的声音发出了，说明我们的神经衰弱症正在好转。”并认为这种讨论可以使青年有一个研讨人生的机会，互相交流，在切磋中共同前进⁽⁶⁾。

1981年1月号的《中国青年》发表了《六万颗心的回响》一文，作为对这次大讨论的总结。文章没有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教训青年，而是大量引用来信来稿的话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文章说，人不都是自私的，有自私的人，也有高尚的人；我们还是应该提倡公而忘私，先公后私，助人为乐的精神；至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不是先进的人生态度，在利己中利他，只是较低的要求；人应该在实现整体中去实现个体，人生的真谛在于创造。可以说，这是一次有益的，令人经久难忘的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