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的艰难进程

二、步履艰难的拨乱反正

在揭批查斗争中，广大干部群众从不同角度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及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严重危害，因而强烈要求纠正“左”倾错误，恢复党的正确路线和优良传统。可是，这种正当的要求却遇到了重重阻力，这一方面是由于10年“文革”造成的思想、政治上的混乱状况，在短期内尚无法消除；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仍坚持“左”的指导思想所致。

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立有大功。其后，在领导揭批查斗争和恢复国民经济等方面，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他仍坚持“左”倾指导思想，与历史进程背道而驰，严重阻碍着拨乱反正的全面进行。刚刚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华国锋即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对“文革”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即所谓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1976年10月26日，在听了宣传部工作汇报后，华国锋又对宣传部门负责人说：“目前主要是批‘四人帮’，也要批邓，一定要注意，毛主席批过的、讲过的不能批。”并说“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谈。在这里，华国锋已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基本思想。

其实，如果向前追溯，“两个凡是”也并非华国锋首创。早在1972年，汪东兴就说过：“凡是经过毛主席批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动。”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全国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也讲过：“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1977年1月21日，在华国锋的一个讲话草稿中，已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作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之后，稍作修改，2月7日，经汪东兴决定，报华国锋批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指导方针。这样，极端教条主义的“两个凡是”便正式出现于国人面前。

除了坚持“两个凡是”之外，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华国锋也继续在犯着“左”的错误。1976年11月24日，在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上的讲话中，华国锋称：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12月10日至27日，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他又提出，只许批极右，不许批极左，王张江姚是一伙极右派，他们的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要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不仅如此，事实上，华国锋不但在维护旧的个人崇拜，而且还在制造着对他自己的新的个人崇拜。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华国锋匆匆忙忙地宣布在他指导下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5卷，又在天安门广场修建毛主席纪念堂；“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的频频引用，“英明领袖一举粉碎‘四人帮’”这一类神化个人的言词在报刊上连篇累牍的出现，挂“标准像”，到处题词，赞赏那些吹捧自己的“颂歌”、“颂书”等等举动，使旧的个人崇拜未能得到制止，而新的个人崇拜一度又十分流行。

众所周知，“文革”10年，中国大地被笼罩在新型现代迷信的烟雾之中，“左”倾理论与个人崇拜等空前泛滥，给世人留下的是惨痛的记忆和沉重的叹息。“四人帮”垮台后，噩梦已惊醒，“文革”自应就此寿终正寝。但是，正当人们痛定思痛之际，华国锋的“左”倾理论方针，显然与广大群众的愿望、要求格格不入。而在当时，要求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却日益高涨。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华国锋重申了“两个凡是”的方针，认为中央对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处理是正确的，“文革”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陈云、王震等在小组会发言中，强烈要求让邓小平复出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热烈赞同。

早在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即致信华国锋，表示对中央的支持，并希望能为自己安排合适的工作。此后，要求邓小平复出的情绪日益强烈，华国锋等人对此熟视无睹，一再进行压制和拖延。在这种氛围中，邓小平率先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函华国锋与叶剑英，建议中央应作出一切努力，“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²⁾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

迫于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华国锋只好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但又提出，邓小平复出之前，应写个文件，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邓小平的坚决拒绝。

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艰苦努力，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1976年4月7日被撤销的所有职务。在7月21日全会闭幕时，邓小平在讲话中强调，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要有一个完整正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它，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损害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才是其根本。(www.xing528.com)

粉碎“四人帮”后，虽然一度政治上徘徊不前，拨乱反正步履维艰，但各条战线毕竟还是有所转变，并逐步走上了正轨。

在党和国家组织机关整顿方面，1976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邓颖超任副委员长的决议，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免去乔冠华外交部长的职务。1977年1月15日，中央调刘西尧、雍文涛分任教育部部长、副部长。同年7月召开的十届三中会全，在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同时，决定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也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8月19日，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召开，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选举邓小平为全国政协主席，乌兰夫等22人为副主席。2月26日至3月5日，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也在北京召开，叶剑英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等20人当选为副委员长，江华与黄火青分别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又根据华国锋的提议，任命邓小平等13人为国务院副总理。同年9月至10月，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也相继召开，均对部分领导人做了适当的调整。

平反冤假错案方面，由于华国锋在新时期仍坚持“左”倾错误方针，最初显得障碍重重，进展缓慢。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党校几位同志根据胡耀邦意见写的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11月27日，又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这两篇文章，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做了舆论准备。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在胡耀邦主持下，中组部依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大规模地落实干部政策，从而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新局面。到1978年7月止，按政策分配和安置中央、国家机关干部5344名，占中央与国家机关53个单位原有待分配干部的87.20%⁽³⁾。1978年11月14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发生的所谓“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由此而遭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至此，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全国拉开了帷幕。

在经济领域内，“文革”留下的后遗症数不胜数。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社会生产。首先，从1976年底到1978年，国务院召开了农业、计划、铁路、工业、财贸、煤电、运输、粮食等行业的全国性生产建设工作会议，强调要抓好生产，健全领导班子，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确定各行业的生产计划，从而使各行业生产秩序走上了正轨。其次，报刊登载的若干理论文章，从政策、理论上澄清了有关生产、流通、分配领域中的一些是非问题，这对经济战线的拨乱反正起了积极的作用。最后，恢复和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与政策。这样，国民经济停滞倒退的局面得到初步扭转，工农业生产有所恢复和发展。197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5055亿元，超过计划4.4%，比上年增长10.4%。其中工业总产值3728亿元，超过计划6.9%，比上年增长14.3%；农业因自然灾害影响，未能完成原计划，但总产值仍比上年增长1.7%，粮食产量达5655亿斤，比上年仅减产71亿斤。全年财政收支相抵，结余31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7.1%，库存总额增长12%。全国60%的职工程度不等地增加了工资，农民收入略有提高，部分群众生活有所改善。

科教文战线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197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展开了对“两个估计”的批判。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后经国务院批准，决定从1977年起，高校招生制度实行改革。当年底，全国约有570万青年参加了高考，各大专院校从中择优录取新生27.3万人。经中央批准，工宣队也撤出学校，高校教学工作走上了正轨。1977年12月28日，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增设169所普通高校；次年3月2日，又决定恢复和办好重点高校，确定第一批全国重点高校共88所。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及有关大学还恢复和建立了研究生院及研究生制度，招收了1.05万名研究生。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近6000人。会上，邓小平、华国锋均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技术进军，努力实现四化。大会制定了《1978年至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表彰了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工作者和7657项优秀科技成果的完成单位及个人。

紧接着，4月22日至5月16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又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1978年至1985年全国教育事业规划纲要（草案）》、《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全日制中学与小学的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修改意见》（讨论稿）。同年10月至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分批召开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会后，中组部发出了《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这些会议的召开与知识分子政策的逐步落实，给了知识分子以很大鼓舞。

在文化艺术方面，由于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论”，一大批长期遭禁锢的优秀电影、戏剧、舞蹈和中外文艺作品得到了解放，文艺创作逐步活跃。1978年4月，文化部举行万人大会，为大批遭受“四人帮”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平反昭雪。5月底至6月初，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宣布全国文联和作协等5个协会正式恢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