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教育设想引发教育事业翻滚

三、教育事业的大滑坡

教育界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折腾时间最长的领域，也是一个重灾区。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其有名的“五·七”指示中指出：“学生也要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一指示反映了毛泽东对教育革命的一种脱离实际的设想。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教育界就被迅速地推入斗争的风浪之中。几乎所有的大学、中学、小学的学生都在“停课闹革命”的口号下，掀起了北上南下东征西进的所谓“革命大串连”。江青一伙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竭力煽动广大师生“造反”，加之1966年六七月间废除了高考制度，教育战线一片混乱。

为了制止混乱局面，从1966年10月底起，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1967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中小学“复课闹革命”。但实际上由于夺权斗争的开展，以及林彪、江青一伙不断制造事端，各个学校并未能真正实现“复课闹革命”和“大联合”，各派组织反而在校内打起“内战”，使学校局势更加严峻。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各地大、中、小学立即开学。通知发出后，虽然许多外出串连的学生、教师回到了学校，小学和中学也开始招收1966年和1967年应入小学或升入初中的学生，但是，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并未真正复课。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部分的“教育革命”，毛泽东始终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并不断地发出指示，予以指导。1968年7月21日，新华社播发《文汇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合写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及《人民日报》写的编者按。后者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后来简称为“七·二一指示”。1968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红旗》杂志第3期所载《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和毛泽东写的编者按。毛泽东在编者按中说：“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在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很显然，所谓“再教育”、“给出路”这6个字，突出地反映了对待教育界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

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下放的原则是：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在外地设有分校或教改机构的，实行以总校为主、当地为辅的双重领导。下放给地方的高等院校，除了为当地培养人才以外，还要为国家培养人才，因此，学校的招生和毕业生的分配，都纳入国家计划。此后，各地区、各部门便开始办理交接手续。中央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下放地方管理。部分高等院校被撤销、合并或搬迁，专业设置也作了调整。到1971年，全国原有的434所高等院校，继续办的还有328所。

从1970年起，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高等院校开始招生复课。在招生办法上，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在学习内容上，设置“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以上这些做法实际上从根本上否定了建国以来一直实施的行之有效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其结果，不仅使大批德才兼备的有志青年被拒之于高等院校的大门之外，而且造成了大学、中专教学秩序的极度混乱，教育质量严重下降。(www.xing528.com)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经姚文元、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否定了建国17年以来的教育工作，作出了“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纪要》还将“全民教育”、“智育第一”、“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等称之为17年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精神支柱。《纪要》提出，要巩固工人阶级在教育阵地的领导权，坚持“五·七”指示的道路，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纪要》还对高等学校的调整、管理体制、招生、学制、毕业分配等问题作了规定。从严格意义上讲，《纪要》集“左”倾的“教育革命”之大成，极大地挫伤了教育战线广大干部和教师的积极性。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在教育科学领域作了一些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1972年，中央提出要尽快普及小学五年制的教育方针。针对推荐到高等院校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状况，国务院教科组提出可根据各类专业的不同要求，有重点地补习必要的文化基础知识。随后，在国务院教科组召开的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上，提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基础理论教学，重视科研人才的培养，努力开展科学研究的方针。同年10月14日，周恩来在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博士时说：“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周恩来等要求改变“文化大革命”给教育事业造成严重破坏的强烈愿望，也完全符合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广大学生的愿望。但是，这些努力却不断遭到江青一伙的抵制与破坏。他们先是于1973年7月抛出了一个交“白卷”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英雄”张铁生，为青少年树立了一个“闹而优则仕”的典型，煽起了一股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公开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继而又抛出《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1973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日报》12月12日发表的文章)，吹捧批老师的“反潮流”的“战士”，掀起了“破师道尊严”的浪潮。1974年初，再次炮制了所谓“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把马振扶公社中学诬陷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典型，并进而在全国到处抓所谓“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同年12月，江青一伙又蓄意编造出一个所谓的“朝阳农学院经验”(1974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鼓吹“同十七年对着干”，并称这是“教育战线出现的又一个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江青一伙不断制造事端进行干扰和破坏，使教育战线再次陷入无秩序的大混乱状态。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积极着手整顿教育工作。他在有关会议上大讲教育的重要性，批评忽视教育的做法。教育部长周荣鑫根据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指示狠抓班子调整和调查研究，并对江青一伙提出的关于建国17年以来教育工作的所谓“两个估计”进行批评。但是，不久这些都被江青一伙诬蔑为“右倾翻案风”而受到批判。

“教育革命”使中国教育事业受到极大破坏，教师队伍受到严重摧残。许多多年从事教育工作、在学术上有成就的老专家、老教授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新中国培养的教师也受到歧视，统统被视为“臭老九”，遭到批判斗争，有的被剥夺教学、科研权利，长期下放劳动。据不完全统计，仅教育部所属单位和17个省市教育界被诬陷、迫害的干部和教师就有14.2万人。各级各类教师被迫下乡下厂，接受“再教育”，进行“劳动改造”，荒疏了业务。教师队伍不论在政治上或业务上都遭到巨大损失。

“文化大革命”使高等教育受到严重破坏。1965年全国有高校434所，1971年仅剩328所，其中6所政治院校全部撤销，18所财经院校被撤销16所。到1977年，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数尚未恢复到1965年的水平。中等教育在“教育革命”中也是大伤元气，各种职业学校和农业学校被一扫而光，只剩下192152所普通中学，中等教育不但质量下降，而且处于畸形发展状态。小学教育的问题也很严重，校舍缺乏，师资不足，学生读书时间少，学龄儿童入学率下降。至于成人教育则基本上被取消了。

“教育革命”的严重后果不只是耽误了一代人受教育的问题，也使人们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随之下降，不仅谈不上文化建设的进展，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给中国带来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