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文学浪潮：优秀作品蕴含独立意识和真挚情感

二、“地下文学”暗潮涌动

所谓“地下文学”，是指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创作于民间，流行于民间，并真实地反映了“文革”期间社会生活某一侧面的作品。这些“地下文学”包括大量手抄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其中一些优秀作品凝聚着作者的深沉思索、独立意识和真挚情感，甚至有的还灌注了作者的鲜血和生命。

“文革”初期的“地下文学”主要是以极“左”的红卫兵文艺为主导的。“破四旧”运动扫荡了一切所谓“封、资、修”的“旧文化”之后，1967年春夏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各大专院校、中学的红卫兵纷纷创办自编自印的报纸。一时间各种面目的红卫兵小报大街小巷满天飞。这些小报为红卫兵诗歌、散文开辟了大量的版面。1968年12月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红卫兵文艺》编辑部，自行选编出版了一本红卫兵诗集：《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内收三年间全国的红卫兵诗作104首，印数3万册。诗选共分八编：红太阳颂(11首)；红卫兵歌谣(34首)；在那战火纷飞的日子里(29首)；夺权风暴(5首)；长城颂歌(5首)；献给工人同志的诗(7首)；井冈山的道路(7首)；五洲风雷歌(6首)。这本诗选里的作品，创作手法单一，思想内容极左，但却形象地反映了“文革”的社会氛围、红卫兵的话语系统和时代特色。可以说它是对1966～1968年红卫兵诗歌创作的一次总结，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了一批难得的资料。值得一提的还有佚名的政治幻想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这首长达240余行的长诗通篇充满了对“世界革命”——国际战争的渴望和对共产主义“新世纪”的美妙而幼稚的憧憬，但也曲折地反映出某种自我独立意识和对周围环境的焦虑与愤怒。此外，当时各地各派的红卫兵组织还自行创作和演出了不少大型文艺节目，如中央戏剧学院红卫兵的多幕话剧《敢把皇帝拉下马》，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大型歌舞剧《井冈山之路》，北京一些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的大型歌舞史诗剧《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和大型歌舞剧《抗大之歌》等。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宣布“联动”为反革命组织，北京一些中学的老红卫兵带着强烈的反抗情绪，创作演出了大联唱《红卫兵组歌》(套用《长征组歌》的曲子)、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和《历史的一页》。上述红卫兵文艺的兴起，“在极左的‘红卫兵语言’中已经潜伏了一种独立意识和新话语系统。‘红卫兵话语’的形成，也导致、促进了1969年中共党的‘九大’之后‘知青话语’系统的发育、成熟。对文革话语的突破，抛弃极左语汇，创造新话语，这促使一个有内在凝聚力的独立的知青集团形成。通过‘地下文学’，青年与广大人民群众更快地觉醒，最终与江青集团形成对峙。‘地下文学’与‘遵命文学’的对峙，本质是两种话语的对峙。”⁽¹³⁾

由极左的红卫兵文学向反叛的知青文学的转换，是从1968年底红卫兵组织被解散和上山下乡开始的。在“插队落户”两年之后，绝大部分知青都产生了严重的挫折感和幻灭感，对“文革”中的种种丑恶现象表示了强烈的怀疑和不满。与此同时，在一些留城知青和从乡村归来的知青中形成了一个个“地下文艺沙龙”，他们千方百计地偷尝“禁果”，相互传阅60年代初和70年代初为“反修防修”而出版的“内部读物”(因封面为灰色、黄色而被称为“灰皮书”和“黄皮书”)及其手抄本，如饥似渴地从现代“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其中，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和《斯大林评传》，德拉热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古纳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和《解冻》，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及其他》等，使知青们开始考虑人的价值和人的政治以外的意义；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加缪的《局外人》，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使知青们联想到“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上造成的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外部物质世界和人与自我四种关系上的全面扭曲和严重异化，从而催发了他们的省悟。由此，他们的心路历程也由狂热、迷惘、怀疑、彷徨、悲观、绝望走向了理性的反叛，并从他们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地下诗人、作家和作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原本应由“革命的一代”去批判、去铲除的“封资修”的毒草，反而成了孕育、萌发他们思想启蒙的最重要的养料。

说起知青诗歌，就不能不首先提及郭路生以及后来形成的“白洋淀诗群”。郭路生，1948年生于北京，笔名食指。“是他使诗歌开始了一个回归：一个以阶级性、党性为主体的诗歌开始转变为一个以个体性为主体的诗歌，恢复了个体的人的尊严，恢复了诗的尊严。”⁽¹⁴⁾他是红卫兵运动退潮后那个时代的歌手和象征。人们称誉他为新诗潮诗歌的第一人和开拓者。他的《海洋三部曲》、《鱼儿三部曲》、《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许多诗作格调沉郁，节拍有力，感情真挚，意味隽永，非常适合朗诵，曾以手抄本的形式迅速传遍了全国有知青插队的地方，并为无数的人所倾倒。有人认为，天才诗人郭路生的出现，唤醒了一代诗群。事实上，“白洋淀诗群”都曾受过郭路生的影响。在这里，白洋淀不完全是一个地域概念，除了“文革”后期一批知青在此插队外，它与整个北京的知青群落是融为一体的，加之去白洋淀插队的知青多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和落魄干部的子女，而且是自己联系去的，在村里没人管，不受控制，又有大量的“灰皮书”、“黄皮书”手抄本流传，从而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白洋淀诗群”也不是一个流派或一个诗歌组织，而是包括同一倾向、不同地域知青的一个比较松散的结构。这群知青里除了诗人，还有搞哲学、经济学和绘画的。“白洋淀诗群”的代表人物有插队落户的林莽(张建中)，多多(栗世征)、芒克(姜世伟)、根子(岳重)等，也有去过那儿的江河(于友泽)、北岛(赵振开)、甘铁生等。这一群背景各异、经历不同的知青诗人，通过广泛的地下读书交流活动和痛苦的反思，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并对日后的诗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转变和影响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诗歌主体与价值的转换：重建人的尊严，张扬人的个性，不再背离自我的良知，不再做神或他人的精神奴隶；二是打破形而上学和宗教所追求的“理念”世界，注重感性和个人的真实体验；三是冲决虔信的罗网，张扬怀疑精神与荒诞；四是探索新的语言形式，刻意追求奇谲瑰丽、光怪陆离的鲜明个性，以及细腻贴切的语意境界。正是这种转变和影响，使以“白洋淀诗群”为主体的新潮诗与迎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抒情诗区别开来，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使主流意识形态将其视之为异端。(www.xing528.com)

作为“地下文学”的知青小说也不可小视。老红卫兵毕汝协的小说《九级浪》于1970年在北京知青中迅速传抄，并逐渐扩散开来。这部作品以直面人生的冷峻，撕开了生活中的种种假象，再现了一代青年人在运动冲击、精神压迫下所共同经历的分裂、瓦解、幻灭、扭曲和蜕变的心路历程。与《九级浪》同时流传的还有一部《逃亡》，记述的是在东北插队的几名知青扒火车返城的故事。这两部大胆暴露阴暗面的小说，既是对“左”的“虚假现实主义”传统的反拨和背弃，也是对五四“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艾姗的中篇小说《波动》初稿写成于1974年11月，修改于1976年6月。这是反映通过招工而进入小城镇企业知青的遭遇的一部小说，也是描述下乡知青情感生活较为成熟的一部小说。它以散文诗似的形式、语言和“冷静”的风格，强烈地表现了“优雅”与“粗暴”、“文明”与“愚昧”的对立。有人评价说它“是在黑夜和血泊中升起的诗的光芒，是雪地上的热泪，是忧伤的心灵的颤抖，是苦难大地上沉思般回荡的无言歌。”⁽¹⁵⁾另一部手抄本小说《一年》以几名男女知青去“赶考”(工农兵大学生)为线索展开故事情节，逼真地描写了当时知青普遍的内心矛盾和思想动荡。至于湖南知青张扬(1944年生)的长篇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曾题名《浪花》、《香山叶正红》、《归来》)，更是“文革”期间“地下文学”的优秀之作。该小说以化学家苏冠兰和核物理学家丁洁琼的恋爱故事为主要线索，成功地将两人之间刻骨铭心的爱情和内心创伤与博大的爱国主义情操结合起来，既全面肯定了知识分子，又热情讴歌了伟人周恩来总理。小说主旨和内容的突破，在“文革”时期实属难能可贵。资料显示，当1979年该书公开出版时，3个月内就印刷了3次，仅第三次的印数即达50万册。不过作者张扬也为这部小说付出了被捕入狱4年的代价。

1976年，是党和人民与“四人帮”尖锐斗争的一年。随着周恩来的逝世和“四人帮”的横行无忌，斗争在丙辰清明前后的诗歌运动中达到了高潮，并产生了一批力作。作为上山下乡知青中的一员而又返城当了工人的诗人江河，在1月11日那个寒冷的日子，亲自目睹了首都百万群众伫立街头向总理灵车告别的情景，仿佛是一幅悲壮而又颤栗的油画，印刻在他的脑海中。“四人帮”一伙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这种强奸民意的批邓文章，深深地刺痛了他。他在《葬礼》一诗中唱道：灵车载着英雄纯朴的遗愿／像犁一样走过／冻结的土地松动了／埋藏了许多年的感情／在潮湿的土地上翻滚／仇恨、爱、信仰，合着血／庄严地哼着挽歌／／时辰到了／英雄最后一次／把自己交给火／在没有太阳的时候／熊熊燃烧。1977年由“童怀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组织正式出版的《革命诗抄》中收有“天安门诗词”794首，这仅是丙辰清明前后诗歌的一部分。这些诗篇，充满了真诚而炽烈的爱与憎，激荡着人民创造历史的战斗豪情。大多数诗的作者没有署名，部分原因是由于政治环境的压迫，部分原因是由于作者将“小我”融入了“大我”，成为历史和民众的“代言人”。“天安门诗词”是整个“地下文学”的自然延续和组成部分，也是它精彩而壮烈的“高潮”。在丙辰清明后“四人帮”大肆拘捕、正义被虐杀的日子里，觉醒了的青年诗人们变得更加冷峻凝重，更加勇猛无畏：北岛写出了他的名篇《回答》和《宣告》，以挑战者的雄姿宣告了即将出现的“黎明”；而江河也敏锐地洞烛到历史的转折，在《遗嘱》一诗里预言了“无声地孕育”着的“光明”就要“诞生”。

总之，10年“文革”时期的文学领域并非是“一片空白”，因为在公开的“文化沙漠”之外还有大量的“地下文学”的存在。诚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先天的营养不良，由于长期缺乏理论上的指导，也由于缺乏组织，阵营散乱，“地下文学”的作者们显得相当盲目，创作的随意性大，作品也难免良莠不齐。然而，正是这种“地下文学”的暗潮涌动，潜流迭出，以及一批优秀诗人、作家怀着执著的探索精神、独创精神对“虚假现实主义”传统的反拨和背弃，对“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民间文化的学习，如实地表现当时的现实生活，才开辟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新道路，并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变革。那些“地下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珍贵的遗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