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革命下的百花凋零

一、百花凋零的文艺园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文艺方面早就存在的“左”倾错误进一步急剧发展起来，建国以来17年的文艺成就被全面否定。所谓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文艺界存在着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定性说法，不仅是林彪、江青等人对文艺界的诬蔑，而且他们据此还要进行“文艺革命”，实际上是对文艺繁荣的扼杀。

“革命样板戏”就是在这种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情况下被推上了历史舞台。1967年5月20日，江青的《谈京剧革命》(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红旗》杂志第6期为此发表的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说：“京剧革命的胜利，宣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破产，给无产阶级新文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5月25日至28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文件”。作为纪念活动，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等8个“样板戏”同时在北京上演。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这8个戏“宣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破产”。6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会演结束，号召“把革命样板戏推向全国去”。一时间，全国各地京剧团要演出，只能演样板戏；各地方剧种也纷纷移植样板戏；甚至招待演出，包括招待外宾的许多演出，统统只能是这几个样板剧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解放后的电影事业就被江青等人一口否定。著名的电影编剧、导演、演员都遭到了无情的批判，并受到残酷的折磨。电影的摄制工作也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而自诩为“文艺旗手”的江青，不仅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将她树起的样板戏拍成“样板戏集锦”，而且将每一个样板戏都精心拍摄成戏曲艺术片，在全国各地影院放映，令各单位、学校组织观看，并布置学唱样板戏，以致全国上下成了样板戏的“一统天下”。本来应当是百花盛开的文艺园地，却变得一片凋零。

文艺最忌模式化，最忌千篇一律，最忌“高、大、全”。而江青一伙推行的所谓“文艺革命”正是以模式化和一律化极力束缚人们的思想。他们还提出了违反文艺创作规律的“三突出”原则，即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样板戏”实际上就是“三突出”在文艺创作上的集中体现。

由于林彪、江青集团的干扰与破坏，文学创作在“文化大革命”头几年也几乎停滞不前。当时，作家被当作修正主义者或异端分子而遭到批判，而文学故事则往往被认为是作家政治信仰的表露。将作者与故事主人公混为一谈，甚至故事里某一人物的政治信仰都可以直接视为是作者的政治信仰。作家除了写些图解当时政策的作品外，对其他任何题材均不敢轻易动笔。从严格意义上讲，作家无法写作，或无法出版他们真正的作品。书店的书架上空空荡荡，绝大多数中外文学作品都被查禁。即使是一些得以出版的文学作品，其命运也代表了中国作家在动荡不定的政治运动中进退两难的处境。他们不得不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来创作或修改自己的作品。在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欧阳海之歌》。这部小说最早于1965年发表在《收获》杂志上，同年又出版成书。1966年4月，出了修改后的第二版，后来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并于1967年5月再版。1963年，欧阳海为抢救列车，推开一匹受惊的烈马而牺牲，这位解放军英雄的事迹是这部小说的主要素材。在小说第一版里，作者描写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欧阳海的积极影响，后来由于刘少奇受冲击被打倒，作者修改了这一段，加进了涉及毛泽东著作的内容，还赞扬了林彪。1971年林彪失宠，这种改法又过时了。最后到1979年又出了修改后的新版。(www.xing528.com)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时最知名的两部多卷本长篇小说：一部是写于1964～1966年的《艳阳天》，一部是写于1972～1974年的《金光大道》。这两部小说讲的是农村合作化的曲折历史。在这两部作品尤其是《金光大道》中，作者明显地表露出服务于“路线斗争”、以“三突出”为结构原则、好走极端的创作倾向。为塑造英雄人物，作者不惜笔墨进行夸张，尽力使主人公成为一个完人，一个完美无缺的“高、大、全”。这种文学只能是一种“遵命文学”。

1971年9月林彪死后，文学创作的局面才有所改观。同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在社论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希望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社论还指出，凡具有革命内容、形式健康的文学作品，不管是业余作者或者是专业作家创作的，都应予以鼓励；而只要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任何文艺流派都可以发展。无疑，社论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是一种鼓舞。随后，一些著名诗人单独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小说创作也有所恢复。《沸腾的群山》、《海岛女民兵》、《高玉宝》等小说都得以出版，尽管出版的小说绝大部分是再版本。

但是，从总体上看，文艺园地百花凋零的局面并没有根本上的改观。许多老作家的旧作品仍遭封存，既使有的人获“解放”也无新作品发表。外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国内的也极其有限，直至1973年五六月间，新华社电讯才说已出版高尔基的《童年》和小林多喜二的《沼尾村》。1972年下半年开始搞群众文艺运动，虽然各省文艺刊物开始复刊，但从形式到内容都表现出了雷同、僵化和缺乏生气的特征。1974年初，“四人帮”及其亲信于会泳又制造了《三上桃峰》事件，把晋剧《三上桃峰》说成是一株“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并借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反“文艺黑线回潮”运动。与此同时，他们还开展了对湘剧《园丁之歌》的批判，把这出剧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电影《创业》和《海霞》也被江青一伙大加指责，被扣上“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等罪名，并且停止在全国放映，组织批判。后来还是在毛泽东的干预下，这两部影片才被“解放”。

显而易见，“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整个文艺状况既不符合“百花齐放”的方针，也与中国众多的人口极不相称。“文艺革命”的实际结果是“革了文艺的命”，造成了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大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