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祸天灾施淫威
1976年的中国,多灾多难,人祸与天灾并行。“人祸”指的是公开“批邓”和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天灾”指的是唐山大地震。
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暂时得志,在全国开展了更大规模的公开的“批邓”运动。5月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联合发表了《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纪念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十周年》的文章,再次强调“文化大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攻击邓小平,宣扬“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理论。5月1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姚文元亲自修改的梁效的文章《党内确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不仅说邓小平是“总后台”,而且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6月,公安部召开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四人帮”的走卒大谈公安工作到了一个“转折点”,“要转好思想弯子,适应新的形势”,企图将矛头指向党内。在他们起草的《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纪要》讨论稿上,说什么“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总是同党内走资派的复辟倒退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公安机关“特别要警惕党内的资产阶级,还在走的走资派”,要“重视深挖后台”。6月23日,王洪文对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说,清查“要抓大官,抓上线”。他们还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和整理诬陷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的材料,扬言要特别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在7月中央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四人帮”指使一些人大放厥词,有计划、有预谋地向华国锋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发难。很显然,他们不仅仅是要打倒一个邓小平,也不只是要推翻华国锋,其真正目的是彻底整倒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人,全面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www.xing528.com)
正当“四人帮”一伙鼓动在全国上下开展大规模揪斗“党内走资派”的时候,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在北京逝世。朱德是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享有盛誉的老革命家。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朱德感到不能理解,但由于种种复杂的政治原因,他只能默默地思考。虽然他受到毛泽东的保护,但同样遭到林彪、江青集团的诬陷和侮辱,他是带着深深的遗憾和不安离开人世的。这位中国“红军之父”、德高望重的革命元老的去世,以及广为流传的他对“四人帮”不屑一顾、无比鄙夷的凛然正气,更激起人们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崇敬与怀念,激起人们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百般憎恶。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天津、北京等地,死伤超过40万人,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中共中央当天即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8月4日,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到灾区慰问受灾群众,转达党中央、毛泽东对灾区人民的关怀。与此同时,调集人民解放军、医护人员和大量器材物资,从四面八方赶赴灾区进行抢救。在全国人民和解放军的大力援助下,灾区人民奋起自救,重建家园。然而,“四人帮”却丧心病狂地认为,“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攻击抓抗震救灾是“以救灾压批邓”。姚文元以“全国还有其他的大事,学习、批邓、抓革命、促生产等”为由,限制发表抗震救灾的稿件。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深入批邓,抗震救灾》的社论,竟然声称:“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妄图利用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扭转革命方向,复辟资本主义”。江青一伙还把邓小平主持整顿时未定稿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工业二十条”)、《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作为反面材料,诬蔑为“三株大毒草”,在全国强行批判,加紧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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