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运动引发首都抗议示威活动

三、伟大的四五运动

1976年清明节前后，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一场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而这场运动的导火线则是“四人帮”压制人民悼念周恩来，公然蔑视人民对周恩来的感情。

运动最初是从零星的、个人的战斗开始的。1976年2月以后，全国各地许多城市都燃起了反对“四人帮”的星星之火，从黑龙江到贵州，从杭州到武汉，到处都有先行者勇敢地吹响了战斗的号角。人们用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等形式，历数“四人帮”的罪状，阐明自己对形势的看法，表达对周恩来的怀念。

“四人帮”的反应不是暂时收敛，而是更加凶狠和可恶。3月5日，《文汇报》刊登新华社一篇关于纪念雷锋、学习雷锋的新闻稿，将众人熟知的周恩来对雷锋的题词全都删掉。3月25日，《文汇报》在第1版发表的新闻稿《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中，竟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攻击矛头直接对准周恩来。由于《文汇报》长期以来是“四人帮”的舆论工具，这两件事激起了人民的极大反感。数日之内，质问、抗议的电话、电报和信件，连珠炮般地射向《文汇报》，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终于爆发了。

抗议活动首先从南京爆发。3月24日，南京江苏新医学院师生抬着献给周总理的花圈到雨花台，举行隆重悼念活动；3月28日，南京大学数学系400余人，抬着周总理的巨幅遗像和大花圈，绕道新街口到梅园新村，沿途许多群众纷纷加入，成为南京市民反对“四人帮”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示威。第二天，南京大学300多名学生分成20多个小组，在全市主要街道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当晚去火车站，把大标语刷在过往南京的列车上。3月30日，南京大学学生在车站工作人员帮助下，用柏油和油漆在车厢上刷了“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选”“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选”等大标语。

南京人民的悼念及示威活动，深深地刺痛了“四人帮”。他们诬蔑南京人民的革命行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4月1日，中央向各地发出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声称：南京事件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并且提出：“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要追查这次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四人帮”本想杀一儆百，用对南京人民的镇压使全国人民不敢有所举动，但实际效果恰恰相反。不仅南京人民没有屈服，而对全国人民不啻火上浇油。此后，在首都北京，发生了支持周恩来、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更加激动人心的抗议示威活动。

3月19日，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了第一个花圈，随后花圈越来越多。3月30日，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曹志杰等29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贴了第一张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悼词。3月31日后，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四周放满了花圈。大多数花圈都是自制的，上面扎有寄托哀思的白纸花，周恩来的像片贴在中央，旁边挂着两根丝带，写有悼念的文字。许多花圈上用别针别有颂词和诗歌，另有一些则张贴在纪念碑上。不少人散发传单，朗颂诗词，发表演说，抒发对周恩来的悼念之情，痛斥“四人帮”的倒行逆施。4月2日，北京重型机械厂工人制作的第一个铁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中国科学院一○九厂职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立起四块巨型诗牌，上写：“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现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十分引人注目。4月3日，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近千人，抬着12个大花圈走进天安门广场。其横幅上写着：“巨星殒落，神州内外赞光明正大，痛悼英烈；挥泪操戈，举国上下恨阴谋诡计，怒斥妖魔”，字字句句表达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呼声。与此同时，全国许多大城市也都自发地举行了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出现了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的抗议活动。

面对不断高涨的群众革命义愤，“四人帮”一伙惊慌不安，恨之入骨。他们一开始就把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4月1日，“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在公安局会议上说：“清明节扫墓是‘旧传统、旧习惯’，要阻止群众送花圈”。还说：“现在反革命破坏活动相当嚣张”，“凡是纪念碑前反动的东西，要坚决搞掉”。4月2日，北京市各个单位普遍传达了中央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首都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的“联合指挥部”也随即成立。指挥部决定抽调民兵、公安干警各3000人和部分卫戍部队组成机动力量，随时准备出动镇压群众。(www.xing528.com)

4月4日是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这一天到过广场的人达到200万。整个广场到处是精制的花圈，张贴的诗词，成了一片花山诗海，人们以更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来抗议“四人帮”的重重禁令，悼念人民的好总理。也就是在这一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群众活动问题。政治局主要成员朱德、叶剑英、李先念等都未参加，邓小平当然也不可能参加了，“四人帮”完全控制了会议。会议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过像这次这样严重的逆流，“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会议决定，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的反击；立即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抓“反革命”；调民兵和公安人员在广场周围，阻止群众送花圈和集会；调动卫戍部队在二线待命。于是，民兵和公安人员开始行动，至4月5日凌晨4时，广场上的花圈和诗文全被清除了；还抓走了57个自愿看花圈的人。5时左右，王洪文来到天安门广场，就白天如何行动对民兵和公安人员作了指示。与此同时，通往广场的路口已派人把守，不准送花圈的群众进入。

当“四人帮”采取行动的消息传开后，人们开始从城市的四面八方向广场汇集，怒不可遏地提出质问和斥责，并且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出于义愤，群众砸扁了奉命出动、诬蔑群众悼念活动的两辆广播车中的一辆，另外一辆在理屈辞穷之后，接受群众的要求，通过高音喇叭喊了“周总理万岁选”才被放走。随后，群众包围了设在广场东南角的民兵、警察和卫戍区的联合指挥部(小灰楼)，在所提的合理的平和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后，愤怒的群众把北京市工人民兵副总指挥的小汽车烧掉了，把给民兵送饭的面包车也推翻点着了。部分群众冲入指挥部内，并于下午5点多钟，放火烧了小灰楼。

下午6时半，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高音喇叭一齐开放，反复播送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讲话。吴德在讲话中声称：“天安门广场有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天安门广场”。到晚上9点半左右，广场上的灯光突然全部打开，一片通明，手持木棍、皮带的民兵、公安干警和卫戍部队在吴德讲话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广播声中，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广场，并对广场上尚未撤出的群众进行毒打，致使38人被捕入狱。

4月6日凌晨，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听取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卫戍区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认为群众的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决定继续组织3万名民兵集中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待命，派9个营的部队在市内随时机动。

4月7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第二个决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一个小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以及《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这篇报道把天安门广场事件诬蔑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把人们拥护邓小平的领导说成“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抬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从4月8日到10日，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部队集会游行，表态拥护两个决议，谴责邓小平，向中央打电报表示支持两个决议和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与此同时，北京和各地又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搜捕天安门事件和类似事件的参加者和“幕后策划者”，一大批人被逮捕或判刑。

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性的抗议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它却像1919的五四爱国运动一样，标志着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时期更高层次上的觉醒。第一，它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人民群众主动以规模宏大的直接行动干预国家大事的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固然也算一次群众“运动”，不过那是毛泽东发动的，党中央批准进行的，而这次则是群众自发(其实，这种自发也是一种自觉)起来斗争的。第二，这次运动是以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形式出现的，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前提下勇敢地选择中国发展道路的伟大革命运动。第三，运动既是对建国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左”倾错误和“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专制统治的否定，又是对家长制、一言堂和现代迷信、个人崇拜的否定。在运动中，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许多如“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之类的诗词，表达了人们坚决反对“四人帮”的决心。这次运动中的许多积极分子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他们尖锐地指出：“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强烈要求为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明确提出：“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场运动也是广大人民以激情喷涌的怒吼争取社会主义民主和科学理性意识崛起的革新运动。人们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理性支配自己的行动。运动显示了真正的人心向背以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英雄气概和巨大的力量，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开拓新局面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