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逝世与邓小平的政治变局

一、周恩来逝世与邓小平“靠边站”

1976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热烈赞扬了“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并指出教育战线的“右倾翻案风”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社论中还摘引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篇社论的内容和毛泽东的指示都是针对邓小平1975年主持制订的有关全面整顿的文件的，明眼人一看便知邓小平又成了被打击的对象。

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逝世。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减少损失、保护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尽管他“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作用”⁽¹²⁾。周恩来的逝世，使全国人民陷入无限悲痛之中。为了表达对“人民的好总理”的哀思，人们自发地戴上黑纱，许多单位举行了追悼仪式。从1月9日起，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摆满了洁白的花圈，涌动着流泪的人群……低垂的五星红旗，仿佛在倾诉着人们无穷的哀思。从首都到全国的每一个工厂、农村、营房、机关、学校和医院，在周恩来工作战斗过的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同心哀悼。1月11日，周恩来的遗体从北京医院送往八宝山火化时，首都百万群众不顾阴冷的寒风，早早地肃立在街道两旁，要向总理的灵车作最后的道别，形成了“十里长街走相送”的悲壮场景。

然而，对于周恩来的逝世，“四人帮”一伙却是神气活现，对全国人民以各种形式进行的悼念活动，更是恨得要命。他们一再下达禁令，不许搞悼念活动，甚至下令不准群众戴白花、佩黑纱，不准送花圈、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去天安门广场。在宣传上，“四人帮”充分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工具大做文章。1月13日，姚文元给《人民日报》社的心腹下指示：“总理不要突出，标题要缩小”，“广场群众吊唁的场面不要登”，“要登些文化方面的东西，登些抓革命方面的东西”。同日，姚文元3次向新华社发令：“不要因为刊登悼念总理的活动把日常抓革命促生产的报道挤掉了”，“这几天报纸登(外国的)唁电数量多，太集中，并且刊登在第一版上”，要求把“唁电版面往后放，从三版四版开始”，要“缩小标题字号”，“有些唁电可以综合，一个国家三四个领导人的唁电可以并作一条”，“采写吊唁消息时，要有工农兵学商几方面化悲痛为力量的内容，如学生化悲痛为力量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消息中要反映出来”。如此，姚文元还嫌不够，指令《人民日报》于1月14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长篇报道，说什么“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四人帮”明目张胆的倒行逆施行为，引起人们的极度不满，很多人将报纸撕碎寄还给《人民日报》社，报社一天接到的抗议电话多达300次。(www.xing528.com)

1月15日，首都举行周恩来追悼会，王洪文主持，邓小平致悼词，毛泽东因病送了花圈，没有出席。江青虽然参加却故意不脱帽，她这种举动更加激起群众的强烈憎恶和愤慨。

周恩来去世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华国锋任代总理和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通知。从此，邓小平离开政坛，完全“靠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