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四、“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始

从1975年秋以来，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已经变得愈来愈差了。他不仅因为眼睛受白内障的影响，无法亲自阅读文件和报纸，而且讲话、行走都颇感困难。虽然他的思想有时仍是敏捷和清晰的，但能够做出的合乎理性的决定却日渐减少。

1975年9月，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从东北调到北京，充当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是江青集团的重要成员，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分，从9月底到11月初，多次向毛泽东作了歪曲真相的汇报。他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担心中央，怕出反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态度再次发生变化，他开始对邓小平为代表的一部分老干部提出批评：“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错误批评。毛泽东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但被邓小平婉拒，邓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中央政治局要停止邓小平的工作，毛泽东则让他“专管外事”。

11月，毛泽东以指责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给他的信件为借口，着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www.xing528.com)

这场运动首先是从教育界开始的。11月8日，分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张春桥责令教育部长周荣鑫作检查。11月18日，清华大学又召开全校大会，批判周荣鑫和刘冰等，实际上矛头对着邓小平。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对党政军负责人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讲话要点》转达了毛泽东关于刘冰信件的批示，并且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对此开展辩论“是完全必要的”。《讲话要点》还说：“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这就正式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持续9个月的全面整顿工作随之中断。

1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大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的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第一书记，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求在党委常委中传达讨论。12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12期刊登的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这是第一篇有影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文章强调：“在大好形势下，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是尖锐、复杂的。”12月14日，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报告说：“今年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1976年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和各项工作出现新面貌》的记者报道，把“打招呼”会的精神捅到了社会。

于是，“教育界的大辩论”发展为“全面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