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12月26日，他又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这个问题。他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又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他还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社论，传达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学习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的通知。通知说：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通知要求将毛主席的指示发至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群众。通知发出后，全国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张春桥、姚文元主持选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并于1975年2月22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共摘编语录33条，简称“三十三条”)。这些语录是为论证毛泽东的观点服务的，因而摘编时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采取了断章取义的做法。在毛泽东的许可下，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撰写了注释性的理论文章，对“左”倾理论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并在阐述中夹杂私货。
1975年3月1日，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发表。4月1日，张春桥又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两篇文章在政治上只讲专政，不讲民主，人为地制造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在经济上以限制资产阶级权利为名，大反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等等，倡导平均主义；在思想文化方面搞专制主义。其实质是要对反对“左”倾错误的老干部、知识分子等搞反革命专政。由于文章是打着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旗号，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加之它带有浓厚的理论色彩，因此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煽动性。
在学习理论运动中，江青一伙宣传的另一个主题是反对所谓“经验主义”。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全国解放以后，也批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他强调在实现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过程中，必须警惕苏联“卫星上天，斯大林旗帜落地”的教训。姚文元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中也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随后，江青在一些场合多次鼓吹“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为配合“四人帮”批经验主义的需要，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反“经验主义”的文章。他们借口反经验主义，把攻击矛头指向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有丰富经验的老干部。(www.xing528.com)
邓小平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4月，他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向毛泽东请教，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的《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还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了江青等人的“反经验主义”。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谈话，对江青等人再次作了批评，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并指出：“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芽”他还说：“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者。”毛泽东批评江青不和政治局讨论，个人自作主张，以个人的名义送什么材料。然而，毛泽东又认为江青等人的错误问题不大，“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在发言中，主要就江青等人说批周恩来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三件事，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和质问，还批驳了他们认为的会议是“突然袭击”、“围攻”的说法。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江青一伙，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惟一的一次。王洪文、江青不得不做一点检讨，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名义也就此结束。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在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谈话时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姚文元闻讯后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提出将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和出版局、报社同志，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批准后，中共中央即发出文件，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8月28日，《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号召人们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8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评论，并发表了《评〈水浒〉》的长篇署名文章。这篇文章说：“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9月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更明确地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在受到中央政治局批评后一度稍有收敛的江青，借评《水浒》之机又重新活跃起来。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9月12日，江青在大寨群众大会上讲话，强调评《水浒》“要联系实际”：“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对当前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天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我们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很明显，江青用十分拙劣的影射手段攻击周恩来、邓小平和国务院其他领导人。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召集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两校写作班子等共100余人谈话，她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她还把中央政治局对她的批评说成是迫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期间，江青要求在大会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评江青“放屁，文不对题”，又说：“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应该说，这个批评是很严厉的，联系到毛泽东从1974年起对江青的某些揭露和批评，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越来越厌恶江青。但终因江青有特殊身分，更因其与“文化大革命”联系紧密，所以毛泽东尽管批评很严厉，却留有余地。
1975年9月20日，身患绝症的周恩来在进入手术室时，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选我不是投降派选”周恩来病中的呐喊是对“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愤怒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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