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影射：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开展

一、“批林批孔”与影射史学

中共十大不同寻常地只开了短短的5天，然而，在这次大会闭幕的几个月后，一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很快席卷全国各地。

还在1973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谈到批林问题时，讲到过要批孔。此后，他又在一些谈话中多次指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联系起来。在毛泽东看来，法家在历史上是前进的，是厚今薄古的，而儒家则是开倒车的，厚古薄今的，林彪是“尊孔反法”的。毛泽东甚至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还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把仅死了两年的林彪与死了2000多年的孔子放在一起批判，显然不是一种简单的组合，尽管这种组合很牵强附会。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林彪事件后，在被查出的《“571”工程纪要》里面发现有把毛泽东说成“秦始皇”的攻击性语句，以及在林彪的房间里悬挂有儒家格言的条幅；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毛泽东认为肯定和否定“文化大革命”与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有相似之处。所以，他希望通过批判儒家的保守和肯定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在全国进行一次思想路线方面的教育，使更多的人接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不能忽视的是，毛泽东在把批林与批孔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对周恩来纠正“左”倾思潮的努力，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批评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是“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搞修正。”12月12日至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提出并要求讨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问题。同月21日，他接见军委会议的全体人员时又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选”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批发的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这篇文章提出了随后的“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些主要观点。与此同时，江青指使亲信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成立“大批判组”，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撰写批孔文章。1974年1月1日，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了《元旦献词》，强调“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为全国性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作舆论准备。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将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转发全党。此举标志着“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正式开展起来。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一伙四处活动，发表讲话，甚至插手高度保密的军事机关，煽动部队参与“批林批孔”运动。1974年1月24日和25日，江青等人连续召开在京部队单位和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姚文元等在会上发表煽动性讲话，“批林批孔”夹着批“走后门”，三箭齐发，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一大批老干部。江青还以个人名义给军队和地方一些单位写信、送材料，鼓动开展“批林批孔”。为在军队方面打开突破口，他们还鼓动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等到部队“放火烧荒”，夺取领导权。(www.xing528.com)

为借“批林批孔”运动打倒周恩来，江青等人充分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阵地和写作班子，以评法批儒为名，发表大量影射攻击周恩来的文章。他们影射攻击周恩来主持工作时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在一些文章中，孔子被写成了“宰相儒”，更露骨地影射周恩来。江青还带领“梁效”写作班子赴天津参加儒法斗争史报告会，并在会上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现代的儒’，批‘党内的大儒’。”

在教育界，江青一伙利用河南马振扶中学一名女学生因英语考试答白卷并反对学外语受到学校批评而自杀的事件，北京海淀区中关村某小学五年级学生反对“师道尊严”的来信和日记，制造了教育战线所谓的“复辟回潮”和“反潮流”的典型，号召“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

对于文化艺术以及经济方面，江青等人同样不放过。他们给晋剧《三上桃峰》强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罪名，把它说成是一株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并借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反“文艺黑线回潮”运动。在经济上，他们煽动工人和群众“不做定额的奴隶”、“不做制度的奴隶”、“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号召人们重新造反，以致各地重新出现不上班、不劳动、搞串连、拉山头等混乱局面。

需要指出的是，江青一伙在利用“批林批孔”大搞阴谋活动，炮制各种形式的文章进行煽风点火的过程中，明目张胆地搞“影射史学”，严重地歪曲和践踏了史学的功能、原则和价值。他们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成立了各种化名的写作班子。这些写作班子，除了梁效之外，还用罗思鼎、唐晓文、池恒等外人不易察觉的笔名，打着对历史进行学术研究的旗号，发表了大量文章，借古非今，指桑骂槐，攻击周恩来，抬举江青。在这样的环境中，史学家的心灵被严重扭曲，科学的探索受到嘲弄，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常遭鄙薄。一些史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为当前政治斗争服务的工具。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它使林彪事件之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好转的局势又急剧恶化起来，整个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及生产秩序又一次遭到破坏，全国重新出现了动乱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