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主持纠左”和整顿：打破旧有框框，推进干部政策

二、周恩来主持纠“左”和整顿

林彪事件后，陷入巨大痛苦之中的毛泽东虽然没有放弃“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但也吸取了一些教训。如强调要加强对军队的“路线方面的教育”，“不能跟人，要跟党，跟路线”，并指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口号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与此同时，他对极“左”思想表现出日益明显的厌恶和不满情绪，并注意改善与一批老干部的关系。为此，他亲自抓了干部政策的落实。1971年11月14日，他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正式表示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并使用“那时候我也搞不清楚”的话委婉地表达了内心的歉疚。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不顾严寒，亲自出席陈毅的追悼会，并在对陈毅的夫人张茜的谈话中，为陈毅恢复了名誉。他还在邓小平揭发林彪的一封信上批语，具体列举了邓的功绩，并对邓一直没有被结束审查表示不满。同年6月8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什么样的一些人呢芽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又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在这里，毛泽东以一种鄙弃的口吻将造反派描述为“打倒一切”的“反革命”，并视林彪为这类人的“总后台”。

毛泽东态度的变化使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契机开始出现。正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开始全面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进一步致力于纠“左”。在一些全国性的重要会议和其他场合，他多次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针对当时干部在生产和业务工作上普遍存在的疑问，周恩来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鼓励各级干部大胆抓生产、抓业务。根据他的意见，国务院有关经济部门提出整顿企业和加强经济管理的具体措施。在农村工作方面，中央重申农村工作必须认真按照《农业六十条》的规定进行。中央还作出了关于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解决当时农村普遍存在的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的问题。在文化教育方面，北京大学教授周培源按周恩来的指示，提出关于加强基础理论教学和研究的3条意见，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强调应重视理科基础理论水平的提高。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方面也作出了巨大努力。他把审时度势的斗争艺术和细致周到的工作作风结合起来，从一个个关键环节入手推动干部政策的落实。此后，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的负责干部回到了领导岗位。(www.xing528.com)

周恩来的纠“左”与整顿，使当时整个国内形势有了明显的转机，一些“左”倾观点受到广泛批判，人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旧有框框的束缚。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也出现了回升的趋势。1973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9.2%，其中农业增长8.4%，工业增长9.5%。在主要农产品中，粮、棉、麻、糖、烟的产量都是历史上最高的一年。

然而，由于江青集团的干扰破坏(如批所谓“右倾回潮”)，特别是毛泽东态度的反复(如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极‘左’思潮还是少批一点吧选”)，这次纠“左”与整顿很快被迫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