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揭开林彪集团阴谋，关键人物毙命或投案

五、九一三事件

林彪集团以和平、合法的方式抢班夺权遇挫以后，便在忐忑不安中逐步转向以暴力的方式——策划发动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来达到目的。为此，他们早在1970年秋就建立了林彪操纵、林立果直接控制的秘密别动队——“联合舰队”，其主要成员都是林彪在空军中的亲信。此外，他们在上海组建了“上海小组”，要求小组成员对林立果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选”在广州则成立有“战斗小分队”，要求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制定有联络密语、暗号等。他们还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多处秘密据点，并利用这些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

在密谋中，林立果建议，立即拟订应付意外情况的计划。根据“武装起义”的谐音，他把计划的代号确定为“571工程”。于是，就很快产生了《“571工程”纪要》。此《纪要》共分为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等9个部分。在《纪要》中，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诬蔑为“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把“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按B－52是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在此暗指毛泽东)，“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作为纲领和口号。他们提出要在“军事上先发制人”，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者“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发动武装政变，杀害毛泽东以及其他高层领导人，以“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纪要》还规定行动的策略原则是：“打着B－52的旗帜，打击B－52的力量。”

为了实现政变计划，1971年3月底到4月初，林立果在上海秘密召开所谓的“三国四方会议”⁽⁶⁾。会上对如何具体实施政变计划，作了研究和部署；确定了发动政变的指挥班子，并指定江腾蛟为“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的前线总指挥。

林彪集团在秘密准备武装政变的过程中，有两件事使他们深感形势紧迫，前途凶多吉少。一是由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决定1971年国庆节前后召开党的九届三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们猜测三中全会可能把林彪端出来，又担心四届人大上林彪将当不成副总理和国防部长。二是毛泽东八九月间的耐人寻味的南巡。当时林彪和叶群正在北方的海滨北戴河休养。尽管毛泽东严禁他的谈话外传，但林彪集团的秘密情报系统却千方百计进行探听。然而，不断汇集而来的情报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慰藉，反而使他们感到处境更加不妙。于是，他们狗急跳墙，决心破釜沉舟，先发制人。9月5日、6日，林彪、叶群、林立果在惊慌之余，经过紧张策划，决定乘毛泽东南巡还没有回到北京之机立即动手暗杀。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第二天，林彪在北戴河发出武装政变手令，林立果马上赶回北京，召集“联合舰队”成员密议，具体部署了在上海杀害毛泽东的各种措施。(www.xing528.com)

然而，此时的毛泽东虽然年事已高，但头脑极为清醒，警觉性更高。9月8日深夜，毛泽东在杭州令人将专列立即调往绍兴停放。两天后，突然离开杭州去上海。在上海停车后，毛泽东未下专列，而是在车上接见了当地党政军负责人。随后又突然驶离上海，昼夜兼程，于12日傍晚安全返回北京。

毛泽东突然改变行程，脱离危险区域返抵北京，大大出乎林彪等人的预料。在谋杀计划无法得逞的情况下，林彪集团便实行第二种方案，即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成立新政府，以造成南北对峙局面。他们安排了使用的飞机，并于12日晚将其中一架256号三叉戟专机秘调北戴河附近的山海关机场，供林彪、叶群、林立果于13日晨飞往广州使用。但是，这一着棋又失败了。12日晚，周恩来根据北戴河警卫部队转报的林彪女儿林立衡的报告，追查256号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行动，并指示把该机调回北京。周恩来这一举动，使林彪等人感到阴谋败露，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惊慌失措中林彪在最后时刻放弃了飞往南方的计划，决定立即外逃。他们乘车快速赶往山海关机场，在256号专机没有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员的情况下强行起飞。13日凌晨2时半，这架飞机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附近坠毁，包括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内的机上人员全部葬身于异国他乡。林彪集团的余党或自杀毙命，或自首投案，或束手就擒。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不难看出，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的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