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批陈整风与毛泽东南巡
经过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较量,尽管林彪集团的阴谋以失败告终,但事情还远远没有完结。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与林彪心中都非常清楚,他们是怀着各自不同的心情和不同的考虑走下庐山的。从毛泽东来说,林彪咄咄逼人的气焰和急不可耐地对最高权力的追求,促使他下决心削弱林的权力。虽然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没有点林彪的名,而只是把矛头对准陈伯达,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为了更全面更稳妥地解决问题。就林彪集团而言,他们也同样不会善罢干休,因为庐山会议上遇挫的直接后果是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这种结局不仅使林彪认识到采用和平、合法方式谋取最高权力的计划已彻底落空,而且也预感到很有可能丧失已经到手的权力。在此情况下,他就要进一步铤而走险,采取新的武装政变的办法夺权。于是,斗争便以更激烈的形式逐渐展开。
九届二中全会后的一段时间里,批陈整风成为党内政治活动的重点。毛泽东依然把陈伯达作为打击林彪集团的关键人物来对待。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并转发《我的一点意见》,指出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号召全党检举揭发。毛泽东以批文件、加按语、找中央和地方负责同志谈话等方式,亲自领导着这场十分重要的斗争。次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作了总结讲话。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被会议指出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他们在会上都作了检查。
在批陈整风的同时,毛泽东还采取“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措施来削弱林彪集团的实力。在一些批阅的文件中,毛泽东措词严厉地批评了军委办事组和叶群等人,此举被称为“抛石头”。毛泽东还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进行“掺沙子”,以打破林彪同伙们包办军委办事组的局面。对北京军区则实行改组,林彪集团的一些支持者先后被撤职,此举又被称为“挖墙脚”。(www.xing528.com)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认为这样做还远远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因为经过长期的渗透、影响和培植,林彪在各地都有一些利益相关的亲信,也有相当一部分不明真相的追随者。为了增强南方各地的领导人特别是军队将领的支持,并在林彪的亲信动手之前先行摊牌,1971年的夏天,毛泽东不顾年事已高和可能出现的危险,乘专列离开北京到南方进行巡视。
从8月中旬到9月初,毛泽东在南巡中同湖北、河南、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江苏、福建、浙江等省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谈话。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着重谈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问题,批评林彪和黄、吴、叶、李、邱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的行为,并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毛泽东警告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并强调:“犯了大的原则性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毛泽东已经估计到可能会发生某种军事阴谋,但他信心百倍地表示:“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他在杭州还对林彪的亲信陈励耘质问道:“你同吴法宪的历史怎么样芽吴法宪在庐山找到了一些合适的人,包括王维国,海军的个别人,还有你,你干了些什么芽”
总之,毛泽东的这一次南巡非同寻常,它至少在两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一,有利于防止高级干部在云诡波谲的政治形势下因不明真相而盲目跟从林彪。其二,谈话的内容在实质上把矛头指向了林彪及其同伙,但言词上又旁敲侧击、倚轻倚重、若明若暗(如既说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又表示“对林还是要保”),从而使林彪集团陷于极度的不安与慌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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