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林彪集团的新阴谋
前已述及,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几年间,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奉行反对霸权主义和支持各国革命的外交政策,先后同美国和苏联,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尖锐对立,从而加重了自己的负荷,并造成与外界的相对隔绝状态。当然,在对阶级斗争的高度警觉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没有放松对国际风云的关注,反而更敏感于“帝、修、反”的动向。
1969年3月起苏联对中国边境的武装入侵(即珍宝岛事件等),1970年5月美国出兵柬埔寨,并恢复轰炸越南北方,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于世界战争的危险作了更为严重的估计。196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提出了“要准备打仗”的要求。8月28日,由毛泽东批示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要求边疆各省区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衅,防止突然袭击。10月,毛泽东作出了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选》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在此前后,毛泽东还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从此,全国人民都紧张地投入了备战工作,各大中城市夜以继日地挖防空洞,其数量之多难以计算。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上,特别是在同美国缓和的问题上,毛泽东与他的“法定继承人”林彪存在着明显的分歧。(www.xing528.com)
毛泽东认为,苏联为了扩张领土,使中国就范,必将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这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威胁。而要抑制苏联的侵略野心,减小战争的危险性,就需要实行一种新的全球外交战略,即把斗争的矛头主要对准苏联,并相应地与美国实行缓和。事实证明,这一战略与美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谋而合,并很快导致了后来亨利·基辛格和理查德·尼克松的北京之行。然而,林彪反对与美国建立任何关系,坚持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对峙的战略,并认为中国有足够的实力保护自己。毛泽东、周恩来等其他高层领导人认为林彪的战略是危险的,是不能接受的。1969年10月17日,林彪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变化的估计,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即所谓“一号命令”),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引起各方面的极大震动。随后,这个命令虽然被毛泽东撤销,但林彪是耿耿于怀的。这就进一步加深了毛、林之间的裂痕。
随着个人权势的增长和野心的膨胀,林彪早就开始为建立“家天下”做准备了。其办法之一是将自己的儿子林立果推上政治舞台,并加以重用和吹捧。“文革”开始时,林立果21岁,还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1967年3月,林立果没有办理正常的入伍手续就穿上了军装,来到空军。他虽然不是中共党员,却被安插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当秘书。同年7月1日,按照叶群指定的日子,由吴法宪、周宇驰介绍,林立果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奉林彪的旨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副师级)。次日,吴法宪把林立果、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同林立果一起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的周宇驰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周宇驰、王飞等人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公议和机关作了传达。
在林立果快速升迁的同时,空军领导机关也刮起了一股吹捧林立果的旋风。1970年7月底,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所谓“讲用报告”(讲稿为王飞、周宇驰等人所写)。林彪“表态”说:“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8月4日,空军党委决定在空军“三代会”上播放“讲用报告”的录音。吴法宪吹捧“讲用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周宇驰、王飞、陈励耘(空五军政委)等人吹捧“讲用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天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4)。此后不久,林立果正是利用林彪的权势和自己“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地位在空军中拉帮结派,成为法西斯秘密组织“联合舰队”的头子,为林彪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蓄积了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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