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陷入两难困境：纠错引发怀疑，不纠错混乱持续。

一、毛泽东再次面临两难困境

从严格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发动起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毛泽东本人所具有的感召权威。这种权威往往是以个人独特的魅力、超群的品质等一系列因素为基础的。然而，令毛泽东始料未及并深感不安的是，群众的这种因他的感召而释放出来的具有明显盲目性与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破坏性狂热，经过几年发展，变得如此难以控制。但在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对派性和破坏性狂热行为加以有效约束，特别是没有实现既定目标之前，他所能做的只是号召、批评或规劝。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到中共九大，毛泽东多次发出指示，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要缩小打击面。此类要求虽然以前也讲过，但以这时讲得最为频繁和集中。如说“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政策落实是个大问题”，“关的人多了……统统地把他们放了算了”；“当前主要问题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一方面把敌人揪出来了，另一方面掩盖了打击面宽和扩大化的问题”；“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等等。

毛泽东在若干问题上具体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清醒地意识到打击面过宽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对释放和“解放”一大批干部，抑制混乱局面起了好的作用。但是，要想通过这些做法和努力彻底消除混乱，显然又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好形势”是不容怀疑和否定的。局部的纠错只是在全局上肯定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进行的。毫无疑问，这种近乎矛盾的态度与行为实际上无法使毛泽东真正能够对已经发生的混乱进行全面有效的控制。

这种整体的坚持与局部纠错的思路，使毛泽东再次陷入两难困境，纠错必定导致人们对“文革”的怀疑，不纠错则混乱仍将延续。实际上，更让毛泽东忧虑的还是他与林彪之间的关系。(www.xing528.com)

尽管林彪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合法地位在九大上已得到明确的规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林彪已完全地走上了成功之路。事实上，毛泽东对待林彪在态度与行为上都是很微妙和矛盾的。就毛泽东个人而言，他在晚年既欣赏个人崇拜，林彪恰好又投其所好地大搞崇拜，使他误以为只有林彪才能最忠实最坚决地贯彻执行他提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但同时，毛泽东对林彪过分而不遗余力地颂扬又表示“不安”与怀疑。他在1966年7月8日从武汉写给江青的信中，批评他的“朋友”(按指林彪)抬高对他的个人崇拜：“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还是第一次。”他甚至已猜到林彪等人的本意，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并不无自嘲地说：“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到了1970年12月，毛泽东在北京与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一次谈话中，又解释了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有必要采取个人崇拜这种讨嫌的做法，并且指出这种做法将逐渐改变。他说，个人崇拜现在应当降温，所谓的“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地去掉，只剩下“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¹⁾。

如第四章所述，面对“文化大革命”初期所造成的巨大混乱，毛泽东需要军队作为一支稳定性力量来恢复秩序，而这一点也恰是林彪得以成为“接班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党的九大和九大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林彪集团的势力的确有了较大的增强。其主要骨干和亲信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军队的主要权力基本上掌握在林彪和他的党羽手中。此外，林彪一伙还通过军委办事组，通过军管，控制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一些部门，以及一些省市的权力。这就是说，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部门，尤其是军队的一些单位，都有“忠于”林彪的人，他们已形成了一个阴谋集团。

正是在面临种种困境的情况下，毛泽东曾几次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但是，随之发生的意想不到的事件却使毛泽东的设想屡屡落空。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开幕会上，毛泽东又将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推到1969年。他说：“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什么叫到底芽估计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²⁾中共九大后，他再次将结束的时间预定到1970年⁽³⁾。然而,事态的发展已完全超出了毛泽东的主观设想，使他处于一种欲罢不能的境地。既然“文化大革命”已经召唤出了林彪和江青两个阴谋集团，并深深地涉及到最高权力的斗争，它就不可能按毛泽东的意愿结束。事实上不久就发生了更激烈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