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济的倒退与回升
1966年，中国的经济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自下半年起，已出现了逆转的趋势。特别是1967年和1968年，由于全面夺权，武斗升级，造成工厂停电，交通中断，经济大幅度倒退。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为2306亿元，比上年下降9.6%；1968年又降为2213亿元，在1967年下降的基础上，又下降4.2%，只是1966年的87.3%(33)，其中以工业损失最大。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农村广泛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原先自然条件很差，地瘠民贫。合作化以来，大寨人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以改造耕地为中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硬是凭着一把镢头一双手，把虎头山的七沟八梁一面坡改造成了良田，并多次战胜严重自然灾害，保证了国家征购任务的完成。1964年，毛泽东提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大寨遂成为中国农村的一面旗帜。当时总结大寨的基本经验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34)。这些经验虽然在某些方面带有那个时期的“左”的印痕，但在全国推广后，也曾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可是，大寨的经验在10年“文革”中基本上被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大寨大队在某些方面也成了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样板。在一次又一次掀起的“学大寨”运动中，尽管在兴修水利、整修农田上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也不顾客观条件和经济规律，搞了不少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工程，如搬山造田、围湖造田、填塘造田、毁林开荒、毁草种地等，不仅经济效益极低，而且恶化了生态环境。尤其是在农村中大搞核算单位升级，大批“资本主义倾向”，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了农业生产发展的缓慢和农民生活水平的下降。
工业界也有一面旗帜，这就是位于东北松辽盆地北部的大庆油田。还在1960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石油部门组织全国37个石油厂矿、院校的人力和物力，展开大庆石油会战。经过3年艰苦卓绝的奋战，基本建成了这个大油田。到1963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648万吨，实现了我国石油的基本自给。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不仅从实践上证明了我国地质学家李四光等人的地质理论的正确，打破了所谓“中国贫油”的错误论点，而且锻炼和培育了一支过硬的职工队伍。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在会战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奋发图强、为国争光的志气，排除万难、艰苦创业的精神，胸怀全局、忘我劳动的风格，认真负责、埋头苦干的作风，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在大庆油田基本建成后，又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石油勘探职工还相继发现了胜利大港油田，辽河、华北油田以及中原油田。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厂矿企业也开展了“工业学大庆”运动。当时，石油工业与其他工业部门一样，受到严重干扰，处境困难。石油工业战线广大干部和职工努力排除干扰，坚守工作岗位，没有一个油田停工停产。1966年至1976年，全国原油产量从1454万吨增长到8715万吨，年均增长720多万吨(35)，对于支撑当时濒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1969年，全国虽然还有零星武斗，但总的局势趋于平和，经济开始回升，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495.5亿元，比1966年增长7.2%。1970年，由于毛泽东强调准备战争，搞了高积累、小跃进，国民经济的比例有所失调。
“文革”期间，人民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善，大部分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证（如布票、粮票、油票、肉票）供应。与此相反，在这段时间内，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则充分利用高科技和对外贸易，经济迅速起飞。从下面的这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对照表中，不难发现，“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多么巨大的延误。
表9 中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对比
【注释】
(1)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275页。
(2)参阅萧延中：《毛泽东晚年政治哲学思考初探》，载《党史通讯》1987年第1期。
(3)当时，中央书记处由三人组成，即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
(4)党的八大以后，党中央决定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层划分为一线和二线，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以便集中精力考虑大政方针。1956年11月底在武汉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任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5)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193页。
(6)《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3页。
(7)金春明等编：《“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8)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设立了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五人小组），彭任组长，负责文艺界整风事宜。1966年2月，五人小组开会，整理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要求不要把学术批判与政治批判混在一起。
(9)参见（美）R.特里尔：《毛泽东传》（修订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8～380页。
(10)（美）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7～148页。
(11)8月2日，中央决定，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名列康生之前，但陶铸、刘志坚、王任重不久即遭到迫害，先后离开了这个小组。陈伯达虽身为组长，但实权操在江青之手。
(12)从1970年起，个别或部分高校恢复招生，方式改为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1977年才正式恢复高考制度。
(13)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份大字报，一份是1966年6月24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一份是7月4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7月27日又写出一份《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同年《红旗》杂志第11期正式发表了这3份大字报。(www.xing528.com)
(14)（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431页。
(15)“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即“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16)参见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版。
(17)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3月19日，中央军委又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
(18)所谓“二月逆流”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诬陷，1978年后中共党史界赞之为“二月抗争”。
(19)（美）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3页。
(20)在不同观点的辩论中，由于观点不同和支持对立的两派，一些家庭在辩论中分裂，夫妻离异，父子反目，亲朋成仇。“文革”中的派别矛盾非常复杂，不少与“文革”前“左”的思想导致的整人与挨整有很大的关联。号召“造反”的本身就为派性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21)吴联庆：《上柴恩仇记》，见《十年奇冤录》，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124页。另见叶永烈：《王洪文兴衰录》，时代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93～294页。
(22)从1968年秋至1978年10月的10年中，“红卫兵”、“红小兵”作为“文革”的“新生事物”虽继续存在，但它仅仅是学校的“先进”学生组织。
(23)“六厂二校”包括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所谓“六厂二校”的“经验”则是指进驻这些厂校的原8341部队和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经验。
(24)所谓“黑六论”，指的是“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融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
(25)“五十字建党大纲”即1967年10月毛泽东的一个批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26)所谓文艺“黑八论”是指：“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反“火药味”论。
(27)郑谦、韩钢：《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476～477页。
(28)冯骥才：《100个人的10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29)丁隆炎：《最后的岁月（1967～1974）》，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4页。
(30)雷颐：《自将磨洗认前朝》，《读书》1994年第4期。
(31)杜鸿林：《风潮荡落》，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32)李捷：《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体系》，载《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6期。
(33)《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67页。
(34)孙健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368页。
(35)《光辉的成就》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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