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乡：1600万青年奔赴乡村的岁月

三、干部下放与知青上山下乡

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根据前述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个农场，把机关干部和所谓走资派送去参加生产劳动。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10月5日，《人民日报》推广他们的经验，并发表毛泽东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此后，全国城市里的各种机关单位、高等学府都相继办起了“五·七干校”，将职工分批送去参加劳动锻炼。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在河南、湖北、江西、宁夏等18个省、区创办“五·七干校”106所，共下放约11.9万名干部，3万名家属。各省、市、自治区（缺福建省资料）创办“五·七”干校1497所，共下放干部、工勤人员43.95万人。干校普遍设在偏远、贫穷地区，如中宣部“五·七干校”设在宁夏贺兰县，中国科学院“五·七干校”设在湖北潜江县，全国作协“五·七干校”设在湖北咸宁和天津团泊洼。

去干校的机关干部、科技人员、专家学者、大学教师，不管年龄差异、性别不同，都按解放军的要求，编入某连某排某班，经常开会学习，批斗“牛鬼蛇神”，相互揭发，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如盖房、打井、开荒、挑粪、牧鸭、养猪、喂马、种水稻等等。

这种以歧视知识分子，迫害领导干部，片面夸大体力劳动的重要性而轻视脑力劳动的“左”倾错误观点为指导而办的“五·七干校”，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不啻是一种肉体折磨、精神摧残，它使许多学者学业荒废，也根本无法实现干校发起者希望“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从而医治官僚作风的初衷。直到1979年，“五·七干校”宣布停办。(www.xing528.com)

在数十万干部带着工资、保留城市户口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同时，则是人数更多的、中小学毕业的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奔赴广大乡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虽然从1955年就开始出现，但那时规模较小。使其成为涉及到千家万户的运动，则是从1968年底开始的。当时,《人民日报》传出了毛泽东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毛泽东发动知青上山下乡既有经济原因——解决城市劳动力过剩，解决积压几百万的“老三届”就业问题，又有政治原因——解散红卫兵组织，为反修防修造就革命接班人⁽³¹⁾。1968年底以后的10年间，有16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他们到农村时大多数人的年龄在15岁至25岁之间。

上山下乡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内蒙、新疆、北大荒、云南等几个大型生产建设兵团安家落户。如东北生产建设兵团当年汇聚了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苏州、杭州、温州等地的知青40多万人。在兵团，有固定的工资，有公费医疗和探亲假等，过的算是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另一种则是去偏远、落后、贫穷的农村插队落户，建立“知青点”，自食其力。这些地区本来经济收入很低，劳力过剩，知青的到来，不可能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知青们的生活极其单调艰苦，除了那背得滚瓜烂熟的“小红书”与《毛选》以及《欧阳海之歌》、《艳阳天》等极少数文艺作品外，他们无书可读，也无书可买。在思想遭到禁锢、知识营养十分缺乏的情况下，阶级斗争的意识在知青们的心灵中畸形发展，以至渐生厌倦和厌恶。

“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总体上可谓是一场既壮且悲的活剧，是一次培养和造就一代“反修防修”新人的不成功的探索。它不仅使国家付出了100亿元的投资（给知青的安家费），增加了贫困落后地区的拖累和社会矛盾，更使千百万知青的美好年华蹉跎而过，他们深感在精神上受到了愚弄和欺骗。当浩劫结束后，他们中的许多人站在灾难的废墟上思考，思想变得日益成熟和深刻，以后在各个领域成为令人瞩目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