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历史：中共历史上的惨痛悲剧

二、不堪回首的悲剧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不堪回首的记忆。“在这十年中，雄厚的古老文明奇迹般地消失，人间演出原始蒙昧时代的互相残杀；善与美转入地下，丑与恶肆意宣泄；千千万万家庭被轰毁，千千万万生命被吞噬。无论压在这狂浪下边的还是掀动这狂浪的，都是它的牺牲品。……人性、人道、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是它公开践踏的内容。虽然这不是大动干戈的战争，再惨烈的战争也难以达到如此残酷——灵魂的虐杀。如果说法西斯暴行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血淋淋的尸体，文革浩劫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看不见的创伤累累的灵魂。”⁽²⁸⁾

1.国家主席的悲惨结局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文革”中采取的不是迅速的摧毁（如对彭真），而是缓慢打倒的办法。事实上，对刘少奇的批判不断升级加温，经历了一个从隐蔽到公开、从党内到党外、从批斗关押到定性开除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批判《海瑞罢官》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属于暗含着的批判。

第二个阶段，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967年3月，基本上属于内部批判，作为党内问题来处理。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刘少奇虽然遭到严厉批评，在中央的地位已大大降低，但仍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1967年1月的一个深夜，毛泽东约见刘少奇，这是他俩的最后一次会面。刘少奇郑重地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愿意携妻子儿女去延安或回家种地，作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刘少奇的辞呈，只是建议刘少奇读读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论》和狄德罗的《机械人》。

第三个阶段，从1967年4月起，在报刊上对刘少奇开始大规模地不点名公开批判，并作为敌我矛盾对待了。其标志是4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戚文发表后，全国开展了矛头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的“革命大批判”，人们都清楚指的就是刘少奇。同时，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成为众矢之的。4月10日，清华大学举行30万人的批斗会，批斗“文革”初在清华工作组工作的王光美，“陪斗”的有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300人。7月13日，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八一战斗团”在中南海西门外扎下营寨，要求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以清算他在1966年8月初在这个学校所作的几次讲话。18日，他们又宣布进行揪刘绝食斗争，700多个造反派组织迅速予以支援，在中南海墙外汇成了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上百只高音喇叭昼夜对着中南海高喊，帐篷、草棚一个连着一个，里面坐着、躺着揪刘的红卫兵。8月5日，为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造反派不仅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300万人的誓师大会，而且在中南海刘少奇、邓小平、陶铸3家院内开设了3个分会场，由中南海内部的造反派对刘、邓、陶夫妇6人进行面对面的批斗。批斗会上，年近七旬的刘少奇受到残酷虐待，他叫机要秘书拿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行抗议。9月初，毛泽东南巡回到北京后，揪刘火线撤离，但刘少奇被单独关押，他的妻子被捕入狱，他的孩子被赶出中南海。当他的裤带被强行没收时，他悲愤交加，两次失声痛哭。精神的压抑、摧残使他的身体很快垮了下来，但他患病后却得不到治疗。不久，他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精神、肉体的双重痛苦交相袭来。

最后一个阶段，从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起，开始对刘少奇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当刘少奇在70岁生日那天得知自己被“永远开除出党”时，他浑身颤抖，血压升高。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停止了呼吸。他生命的最后27天是在开封度过的，死时蓬乱的头发有一尺多长，其骨灰盒上写着“刘卫黄”3个字。在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共和国主席的结局竟如此悲惨。

2.老干部的劫难

“文化大革命”中，许许多多的老干部及其子女、亲属遭到了疯狂的摧残，不少人含冤而去。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33人，除了3人去世外，遭诬陷受迫害的20人。中央书记处17人，遭诬陷受迫害的14人。军委副主席7人，遭诬陷受迫害的5人。国务院副总理15人，遭诬陷受迫害的12人。

1966年底，红卫兵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进行游街批斗。次年夏天，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开会批斗彭德怀，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被“打翻在地”7次，胸部受伤，两根肋骨折断。关押期间，他又受到看管士兵（当然由上司指使）的残酷折磨——睡觉时必须面朝灯泡，窗户玻璃糊满报纸……1974年11月29日，76岁的彭老总告别人世，骨灰盒一侧的卡片上写着：“姓名，王川；年龄，37岁；死亡原因，病故”⁽²⁹⁾。他没有子女，妻子在政治压力下，早已于60年代初与他分手。仅仅是因为敢讲真话，他生命中的最后15年凄凉而沉重。

与毛泽东私交甚好、“文革”开始时被破格重用、在中央排名第4位的陶铸，由于不同意打倒刘、邓，由于看不惯中央文革小组那些“暴发户”，1967年初作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被打倒。陶铸个性极强，工作魄力大，是典型的开拓型干部，但他又喜欢“放炮”。1967年11月30日，62岁的陶铸被折磨至死。

1967年2月，贺龙元帅遭到诬陷、迫害，生病也得不到治疗，两年后惨然离世。

此外，不少领导人被投进监狱，饱受摧残。仅在秦城监狱中关押的就有陆定一、黄克诚、谭政、彭真、王尚荣、班禅大师、荣高棠、万里、罗瑞卿、李井泉、刘仁、陈再道、郑天翔、林枫等人。大量的高级干部作为刘少奇的代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报刊点名批判与大会批斗。被点名批判的省级干部就有乌兰夫、汪锋、陈丕显、叶飞、李葆华、王任重、陶鲁笳、江渭清等人。从1967年开始在全国刮起的揪“叛徒”歪风，更使不少老干部遭受打击、迫害。其中最有名的要算“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

早在1966年8月，康生就指示某红卫兵组织去查抗日战争前北平的旧报纸，并说从那里可以查出一大批叛徒。天津南开大学“揪叛徒战斗队”从报纸上“发现”有一个由61人组成的叛徒集团。康生得到这些材料后，便大肆鼓噪与陷害。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自首叛变材料》，把薄一波等当时执行组织决定出狱定为“自首叛变”。此后，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煽动下，全国到处“揪叛徒”成风。由群众组织和各种各样的专案组以不同名义，强行查阅以至抢夺干部档案，把干部中已有正确审查结论的历史问题，统统翻腾出来，甚至无中生有地罗织罪名，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他们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等重大冤案。(www.xing528.com)

3.以死抗争和精神崩溃的自杀者

在“文革”这个大动乱年代，一些人面对人格侮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些人则不堪生命的艰难和重压，因精神崩溃而过早地扼住了生命的咽喉。

1966年5月17日，最早的《毛泽东选集》的编辑者、新中国的第一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才华横溢的邓拓愤而自杀，时年54岁。他在遗书中写道：“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文革”中不少自尽者，在生命的终点都留下了类似邓拓的遗言。

邓拓死后6天，即5月23日，给毛泽东当了18年秘书的田家英自杀于中南海，年仅44岁。1966年12月26日，在庐山会议上被打倒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自杀，死时54岁。

在“文革”期间庞大的自杀者群中，知识分子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著名的就有：老舍（作家）、傅雷（翻译家）、吴晗（历史学家）、杨朔（散文家）、孙维世（剧作家）、李平心（历史学家）、叶以群（文艺评论家）、翦伯赞（历史学家）、顾圣婴（钢琴家）、闻捷（诗人）、周瘦鹃（艺术家）、言慧珠（京剧演员）、上官云珠（电影演员）、王科一（翻译家）、海默（剧作家）、李广田（作家）、罗广斌（作家）、严凤英（黄梅戏演员）……他们中也有一家几口同时自杀的，如傅雷和他的妻子周梅馥一起上吊，翦伯赞与他的妻子戴淑婉一起服药，顾圣婴与她的母亲、弟弟3人同归于尽。

此外，自杀的著名人士还有体育界的容国团（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上吊时30岁）和他的同事姜永宁、傅其芳；政界的李立三、陈琏。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42岁）与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26岁），也是“文革”期间自杀身亡的。还有一些自杀未死、导致终身伤残者，如罗瑞卿以及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等。

4.可怕的以言定罪

“文革”期间，一方面是公、检、法的全面被破坏和乱捕、乱斗、乱杀，另一方面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1967年初颁布的《公安六条》第二条明文规定：“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攻击污蔑”之意，极为笼统含糊。“文革”之中，仅仅由于对林彪、江青一伙有一字一句不敬，或因念错写错一段毛主席语录，喊错一句口号，无意中弄脏弄坏了毛主席画像，摔碎了石膏像而被逮捕判刑的人，亦为数不少。

“文革”期间流行的以言定罪，不仅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更把一批思想敏锐、敢于直言者推向了深渊。其中有在狱中被折磨至死的反林彪的女将舒赛，有倒在刑场上的遇罗克、张志新。张志新是辽宁省委宣传部一名普通干部，她对“文革”中打倒老干部的做法忧心如焚，言谈中时常流露出对林彪、江青一伙的不满，1969年6月遭到逮捕。审讯时，由于她拒绝认罪，遭到了各种残酷虐待，并一再加刑。1975年春，辽宁省负责人下令法院，改判张志新死刑。4月4日，45岁的张志新被禁声枪决。1979年3月31日，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平反，她的事迹和遭遇引起了社会的巨大震动。

5.大面积的心灵摧残

在“文革”中，由于实行封建株连政策，孩子们因父母所谓政治罪行（或社会出身）而遭到迫害，而父母又受到孩子的批判甚至殴打。当时，传单满天飞，宣传车满街跑，学生斗老师，下级批上司，“牛鬼蛇神”被引诱互相揭发、告密，人人都在扮演斗人者与被斗者的角色。由是，千千万万颗心灵被扭曲，被撕裂，被揉碎。

尽管打人、批斗、抄家的暴行在当时时有所闻，但“历史记录下来的受难者往往只是少数领袖与名流，而更多的受难者却是那些善良无辜、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然而他们却被历史迅速而彻底地遗忘……”⁽³⁰⁾

“文革”期间，悲剧大面积地发生，这不是少数人的作为，所有卷入“文化大革命”的组织和机构对于这一切野蛮行径都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当然，“文革”中最大的罪魁祸首是林彪、江青等一批野心家。应当说，经历了这个迷醉的“文革”时期，人们会恢复清醒并产生防止悲剧重演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