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政治意图：林彪江青与杨余傅”事件

三、陷入纠“左”与反右的怪圈

1967年7月中旬至9月下旬，毛泽东南巡视察了华北、中南、华东三大区，调查了河北、河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革”情况。针对“全面内战”的形势，他作出了“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革命群众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解放一批干部”，“要用文斗，不要武斗”等一系列指示。8月底，经毛泽东批准，对煽动外交部夺权和煽动武斗的王力、关锋突然实行隔离审查（翌年1月，戚本禹也失去权力）。9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社会上也开展了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

1967年6月，北京少数大学生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他们认为，既然《五一六通知》导致刘少奇、邓小平的垮台，那么这一文件在通过一周年时的公开发表，也预示着另一大人物周恩来将被打倒。因此，他们在北京一些地方张贴并散发了指名道姓攻击、诬蔑周总理的传单，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群众十分气愤，纷纷揭发其罪行。按说，打击这个别有用心的组织是完全应该的，正确的，但当时开展的揪“五一六”分子运动，却株连甚广，造成了无辜干部、群众遭受打击。

“五一六”事件预示着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的重点从对旧政治秩序的破坏转移到对新的政治秩序的创造上。换言之，他要结束混乱，尽可能快地在22个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市完成组建工作。“五一六”事件也改变了中央领导层内的组合格局。由于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陈伯达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红旗》杂志的副总编，他们的被清洗便意味着陈的势力削弱。于是，陈开始为自己寻找新的政治靠山——林彪。陈为林捉刀代笔，林则投桃报李。

为了扭转无政府状态，以求由“乱”到“治”，毛泽东在南巡时也对红卫兵的派性提出了批评。他说：“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10月以后，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中共中央公开发布一系列文件，要求造反派停止武斗，按系统实现“大联合”；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召回外出的学生。经历过这年夏季的大疯狂，虽然多数群众走向逍遥，但仍有少数头头和骨干沉溺于派性斗争。

1968年春，出现了为“二月逆流”翻案，为“走资派”李井泉、蒋南翔、乌兰夫翻案，并批判江青、张春桥、谢富治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言行。在这种情势下，林彪伙同江青乘机在军内制造了“杨余傅事件”，作为在全国开展“反右倾”的一个典型。

“杨余傅”是指代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杨成武，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他们在战争年代分别是聂荣臻、陈毅的老部下，在“文革”中又与周恩来关系密切，曾为许多遭到冲击的高级干部提供保护，但与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的关系较疏远。在对待激进派与非激进派冲突的问题上，他们反对激进的造反派，所以被林彪、江青一伙视为异己，遭到诬陷。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以笼统、含糊的罪名将他们撤职拘捕。“杨余傅”事件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其一，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军委办事组，以林彪的亲信黄永胜（新任总参谋长）、吴法宪（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为正副组长，叶群（林的妻子，林办主任）、李作鹏（副总参谋长，海军第一政委）、邱会作（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为组员，从而加强了林彪对这一要害机构的控制，并形成了以林为头子的集团。其二，它为激进群众组织活动的再度兴起提供了合法理由，由此一些激进造反派士气大振，重整旗鼓。他们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的名义下，展开声势浩大的“反右倾，反复辟，反翻案”活动。其他非激进的群众组织也不甘示弱。于是，全国许多地方的对立派别及学生与士兵之间又爆发了新的大规模武斗。武斗遍及山西、河北、山东、广东、陕西、广西等许多省份。为制止武斗，中央发布了“七·三布告”。(www.xing528.com)

早在1967年9月，陕西省西安市的“九二武斗”就曾震惊全国，惊动中央。随后两大对立派别的分歧和对抗逐渐向小城市和农村扩展。1968年4月初以来，该省的安康、汉中、延安、渭南专区和咸阳、商洛专区的部分地区武斗频繁。在两派武斗中，发生了多起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车船、武器，炸毁和烧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居民房屋，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等事件。如三原县的“联指”和“总指”两派在松香仓库武斗，使仓库着火，烧毁国家战备松香90多万斤，损失1000多万元。兴平县“武工队”抢走火车上20吨大米。为制止武斗，中央又发布了“七·二四布告”。

同时，在一些大学校园里，红卫兵组织继续发生分裂，出现武斗。1968年3月，由聂元梓一统天下的北京大学，逐渐蜕变出20多个反对聂元梓的小组织。“反聂派”出动2000人马，头戴柳条帽，手持铁棍，冲砸广播站，并占领几栋宿舍楼。在“聂派”的还击下，在断电、断水、断粮的四面包围中，“反聂派”土崩瓦解，1名学生死亡。4月，蒯大富领导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分裂，双方兵戎相见，出现了百日大武斗。5月30日，有2名学生、1名工人被打死。7月初，又有2名学生被枪杀。蒯并下令制造武器，修筑工事。

1968年7月27日，“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几千人奉派进驻清华大学。工宣队在收缴武器、整顿秩序时，遭到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团派”的武力对抗，28日凌晨3时半，由林彪、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亲自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在长达5个小时的会见谈话中，蒯大富指责有“黑手”派工人进大学镇压红卫兵。毛泽东回答说：“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并颇为失望地指出：今天是我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武斗的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两年了，你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是在搞武斗。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毛泽东又说：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他进而严厉地训诫道：在武斗问题上，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国民党，就要歼灭。毛泽东的讲话有效地制止了大学红卫兵头头的对抗，保证了工宣队的进驻，武斗终于停止了。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正式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次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工宣队在学校长期留下去，永远领导学校的指示。至此，红卫兵告别了活跃两年的政治舞台⁽²²⁾。

从许多工厂、农村抽调的由工人、农民组成的“工宣队”、“贫宣队”（贫下中农宣传队），在“军宣队”的配合下进驻大、中、小学校，很快控制了学校的权力。他们领导师生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听忆苦思甜报告，吃忆苦思甜饭，对结束混乱有一定作用。但“工宣队”、“贫宣队”、“军宣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采取了一些错误的做法，伤害了不少知识分子和学生。

纵观“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毛泽东深深陷入了“纠左”与“反右”的怪圈：为了发动运动，克服阻力，便要大批右倾、保守，依重中央文革小组及造反派，鼓励“天下大乱”（1966年6月～12月）；而在动乱超出了限度，造成了巨大破坏之后，又须采取严厉措施约束极左势力和造反派，以稳定形势，恢复生产；但如此做法又必然诱发一切反对造反的人们的不满和怨愤，以至很快发展到对“文化大革命”本身的怀疑、批评和否定（1967年1月～3月）；此时，为了从全局上维护“文化大革命”，又不得不再批“右倾翻案风”，形势因之再度混乱（1967年4月～9月）……虽然每次反复的形式、程度稍有差别，但基本内容和过程却大致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