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乱升级：权力之争在红卫兵运动中凸显

二、内乱升级

“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都伴随着严重的派系对立，这是片面强调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在全面夺权过程中，这些因不同的思想政治倾向和利益取向结合而成的派别，分裂进一步加深，夺权、反夺权、再夺权多次反复。在一些地方，互相对立的群众组织各自宣称已经夺了权，并吁请北京支持；在另一些地方，有的领导干部利用与其关系较好的群众组织上演后来被称为“假”夺权的活剧；还有一些地方的群众组织代表冲进领导办公室，拿走机关大印，自以为握住印把子就握住了权力本身。

在“三结合”的问题上，各派之间为分配权力更是斤斤计较，水火不容。“三结合”中的每一种力量在高层都有它的支持者：中央文革小组是激进造反派利益的代表者；林彪和他在中央军委的助手们却极力扩大军队的权力；而周恩来和其他高级文职领导人则尽其可能挽救和保护各级干部。这3种纵向系统内部又不团结：造反派中有激进与非激进的对立；军队内部有野战军与地方部队、支持林彪和反对林彪的分野；干部中也有愿意顺应“文化大革命”和抵制“文化大革命”之别。错综复杂的矛盾导致实现“三结合”异常困难。即使成立了“革委会”的省市，派别冲突依然此伏彼起，没有宁日。

“二月抗争”后，毛泽东认为全国从上到下包括党内军内都存在反革命复辟的现象，都有人依然抵制和打击“文化大革命”，便决定反击这股“逆流”。1967年4月6日，中央军委发布由林彪起草、毛泽东多处修改的《军委十条》。这个文件的意图与两个月前的《军委八条》明显不同，它旨在扭转前期“支左”中的“方向错误”，支持“造反派”。此后，许多地区的“支左”工作队被迫检讨、转向。如内蒙古军区在“支左”初期不赞成将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统统打倒，与造反派观点冲突；造反派即组织冲击和包围军区，军区宣布造反派组织“三司”是反动组织，逮捕了其中一些人。1967年4月13日，中央宣布内蒙古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决定改组内蒙古军区。中央还分别对山东、福建、四川、甘肃、北京、湖南、江西、河南、吉林等地的“支左”工作作出决定或发表意见，否定了这些地区前一阶段的“支左”。

造反派受此鼓舞和支持，一度被遏制的造反激情反而更加高涨。他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仅谭震林、陈毅等成为攻击目标，而且街头还出现批判周恩来的标语、大字报。全国各地对立两派的斗争随之升级，由“大字报战”，“标语口号战”、口头大辩论，“打砸抢抄抓”发展为真枪实弹的武斗。所用武器既有原始的棍棒刀矛，也有现代的机枪、大炮、坦克。各派互相把对手呼为敌人，把抓到的对方人员视作俘虏。对干部群众进行人格侮辱，人身摧残，从“戴高帽子”、“坐喷气式”等发展到采用古今中外的各种酷刑。1967年夏，从城市到农村，从学校、铁路、工厂到矿山……千千万万个单位，上亿人卷入了派别冲突⁽²⁰⁾。一些省市地县公社的人民武装部门的领导还挑动农民进城武斗。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指出：“最近一个时期，江西、四川、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宁夏、山西等地……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围攻厂矿机关、学校的革命群众组织。有的还提出什么‘以农村包围城市’等反动口号，组织他们进城镇压革命造反派。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十分错误的。”

在全国武斗中，最为突出的是震动全国的反对“中央代表团”事件——武汉“七二○”事件。武汉有两大派群众组织，一个是“百万雄师”（成立于1967年5月16日），由50万技术熟练工人、国家工作人员和民兵组成，其中党员占85%，该组织受到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或明或暗的支持。另一派为“武汉工人总部”，有40万成员，是一个更为激进的造反派组织。双方的派别矛盾不可调和，冲突日剧。为了帮助武斗激烈的省份调处矛盾，实现“革命大联合”，中央派出了一些政府和军队的高级负责人前去调处矛盾。7月14日，谢富治、王力奉命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从四川到达武汉，批评陈再道和军区其他领导人，要求他们撤销对“百万雄师”的支持，转而支持“工人总部”，并令其公开检讨错误。对此，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抵触情绪极大，“百万雄师”也非常不满。他们于7月20日晨扣押了王力，并于20日至22日，组织大规模集会、游行，全副武装的独立师战士枪上刺刀，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一起游行。当时的武汉三镇，工厂停工，交通中断，到处响起一片“打倒王力、谢富治”的口号声，这就是“七二○事件”。

22日，王力、谢富治、陈再道赴京，王、谢被当成“英雄”受到数万人欢迎，陈则受到撤职批斗。湖北省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打成“叛军”，撤销番号，很多人被武装押赴农场劳动。当天，江青对“文攻武卫”的口号加以肯定，给武斗火上浇油。(www.xing528.com)

1967年仲夏，南京、常州、长春、沈阳、重庆、长沙、西安、哈尔滨等地接连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北京中央民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也发生了两派武斗。8月4日，王洪文调动上海24万产业工人，开动近千部各种机动车辆和船只，从水陆两路对上海柴油机厂的另一造反组织“联司”（即联合造反司令部）进行围攻达8个小时⁽²¹⁾。

当社会上造反升级之时，刚刚开始收敛的红卫兵运动再度膨胀起来。1967年3月底4月初，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负责人韩爱晶发出“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的呼声为开端，红卫兵又从校园杀向社会，而伴随其始终的则是日趋恶化的派系矛盾。红卫兵内部派性分歧和斗争的核心问题是权力问题。这种派性分歧和斗争有的是“文革”之初从“造反”和“保守”的矛盾转化而来，更多的是造反派内部的重新分化。“一月夺权”以后，三结合的“新生”政权为红卫兵参与政权提供了机会，权力对红卫兵头头发生侵蚀作用。他们越来越多地把为个人、小团体攫取和巩固权力作为头等问题。干部“三结合”问题即是斗争的焦点之一。各派红卫兵都想扶植站在自己一边的干部进入“革委会”，加强自己的势力，同时打击与对立派合作的干部。那些急于摆脱被批斗境遇的干部也希望得到群众组织的认可。“支左”是引发派性斗争的另一个焦点。1967年秋季以前，军队“支左”大多是支持一派，因而不同的部队，尤其是地方部队和野战部队之间，在支持哪一派群众组织的问题上常常发生分歧。军队的态度加剧了红卫兵的派性矛盾。于是，围绕着建立“三结合”的权力机构“革委会”的问题，红卫兵的派性与领导干部、军队的矛盾相互激荡，无休止地发展。派性斗争初为“文斗”，争吵无济于事，复加拳脚，继而动以棍棒。而民兵、兵器工厂、体工大队以及军队的卷入，则使武斗有了升级到动用现代武器的可能。

红卫兵和社会上的造反派联合成势力不等的派系，各派红卫兵之间、大学之间大动干戈，加剧了社会的混乱。

利用“二月抗争”事件，极左派也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军队。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由王力、关锋起草，陈伯达签发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公然鼓噪“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在1967年初被军队压制的造反派感到“翻身”了，纷纷冲击军事机关，在全国从上到下大揪“陈再道式人物”。军区指挥员，包括一些与林彪关系密切的人都受到了攻击，如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就被激进的红卫兵称为“广州的谭震林”。一些公社、大队的人武干部、民兵干部也被打成“小陈再道”。造反派还抢枪截车，抢军用仓库，抢军衣，切断交通运输。

8月22日，因“香港英国当局迫害我驻港新闻记者”，北京造反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然后冲进英国代办处进行打砸抢行动，并放火烧毁汽车和代办处的东西，造成了严重的涉外事件。武斗遍及全国，“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林彪语），在武斗中高呼“毛主席万岁”而英勇牺牲者时有所闻。他们分别被各自的群众组织追认为“革命烈士”。8月9日，林彪在一次谈话中声称，文化大革命“真是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但事实上，到8月底，中国已徘徊于无政府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