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夺权浪潮掀起：老干部抗争风暴

一、全面夺权的开始与老干部的抗争

经过1966年秋冬的造反、冲击，各级党的机构处于瘫痪状态，全国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也面临着全面停产、停运的威胁。在此情况下，造反派开始在各地进行夺权。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强调指出，“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号召造反派“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夺取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上海在学生、工人造反后，一部分市委机关干部，《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工作人员也反戈一击，加入造反行列。1月4日、5日，《文汇报》社和《解放日报》社先后夺权。此时，造反派从崛起时的几千人迅速发展成多数派。

1月6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批斗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委书记兼市长曹荻秋，宣布夺权。从此，上海市领导权易手。各个造反派组织受此鼓舞，纷纷抢占“滩头阵地”。华东局、上海市委、市政府、港务局、铁路局、公安局……先后被“工总司”、“红革会”、“炮司”、同济大学“东方红公社”、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复旦大学“红三司”……接管。这就是所谓“一月风暴”或“一月革命”。8日，毛泽东对上海的夺权活动给予高度评价，并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为在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号召。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组织发去贺电。

随着夺权阶段的到来，造反派抢大印、占山头、排座次的内讧也趋向白热化。派性、山头主义是各个造反派组织都摆脱不掉的痼疾。1月底，从复旦大学校园里传来了“炮打张春桥”的怒吼，张春桥立即组织力量将其镇压。2月5日，上海造反派宣布成立以张春桥为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为副主任的新的政权机构——上海人民公社，声称它将履行旧市委和市政府的政治和行政职责，并准备实行巴黎公社的组织原则——政府官员通过直接的民主选举产生并处于群众监督之下，群众有权及时撤换官员。

1月间，山西、黑龙江等省也发生了夺权运动。造反派在推翻旧的省委领导后，不是建立公社，而是建立了由革命群众、军队干部和那些被判定为“革命”的党政干部代表以“三结合”方式组成的“革命委员会”。

对比“公社”和“革命委员会”两种不同的政治结构，毛泽东考虑到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在目前尚无法实现，“公社”模式还涉及国家体制和国际承认问题。因此，他选择了后者。2月中旬，毛泽东召见张春桥、姚文元，建议把上海公社改名为“革命委员会”。2月23日，存在了19天的上海公社正式改名易辙。

1967年春，由于普遍开展夺权斗争，地方党政机构已停止行使其职能，反对造反派的保守派已土崩瓦解。但是，造反派内部却产生了分裂，形成了新的对立派别。这就是说，此时的群众运动不再是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抗衡，而是激进的造反派（即激进派）与非激进的造反派（即非激进派）的较量，而且斗争更加激烈、尖锐。社会陷入“天下大乱”状态。(www.xing528.com)

于是，为了稳定局势，保证夺权斗争的进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出了人民解放军在“文革”中进行“三支两军”的决定⁽¹⁷⁾。人民解放军作为一支有效的力量，奉命介入地方事务。他们负责恢复秩序，维持生产，对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政训练，开始挑选将进入“革命委员会”的群众代表、干部代表，并对一些要害部门实行军事管制。到1967年2月中旬，全国实行军管的单位已有6900个，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交通、档案等单位。

军队奉命参与“支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要在众多的群众和群众组织中区分出“左派”和“右派”，将各级领导干部划分为“革命领导干部”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又无一个清晰的标准，因而“支左”工作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由于不堪忍受造反派的冲击，许多党政干部（有的在军区兼职）躲入军队，把军队作为“防空洞”。于是，造反派转而围攻军队，冲击军事机关；军队内部的一些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工厂等造反热情逐渐升温，从而使军队面临大混乱的危险。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了《中央军委命令》，共8条内容。“军委八条”虽然指出“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但对军队内外的“造反行动”有许多限制和“不允许”，其基本倾向是稳定军队、抑制造反行动。

然而，“军委八条”在全面夺权的形势下很难得到贯彻，因为造反派就不遵守它。加之卷入“支左”的军队从稳定局势出发，通常支持那些不太激进的组织（也有相反的，如贵州），对那些比较激进的群众组织进行压制，特别是在1967年2月和3月，军队强制解散了四川、安徽、湖南、河北和福建等地激进的学生组织和工人组织，从而引发了多起流血冲突事件。如青海省西宁市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在“支左”中，认定与驻军严重对立的造反派“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是反动组织，宣布取缔，并确定了“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2月23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下令调动部队夺占“八·一八”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双方发生冲突，导致部队采取错误行动，造成严重流血事件。随后，赵永夫被捕受审。与此同时，“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揪斗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而李身兼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得到军区的保护和“产业军”的支持。造反派向军区静坐示威，在军区营门外搭棚围困军区机关；成都军区实行反击，抓了一批人。而中共中央在处理这一事件中，认为“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应该说，人民解放军力图减弱“文化大革命”的势头，同毛泽东着手遏制几个月来日趋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是一致的。毛泽东当时要求对那些“犯了错误”的干部要宽大对待。工人中的不满分子，尤其是那些合同工、临时工和被调到边远地区工作的人，被告知应留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其所提要求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处理。1967年1月至3月，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旨在约束红卫兵，逐渐把红卫兵从社会上召回校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话，中央报刊发表文章，要求红卫兵整风，加强组织纪律性，克服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现造反派的“大联合”。于是，不少学校的学生开始成立“红代会”。中央还要求对红卫兵实行军训，要求学生复课，大学进行斗、批、改。然而，这些要求是与“文革”造反、夺权的大气候相矛盾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样，坚持“文革”与反对“文革”的斗争在高层领导之间激烈地展开。

“文革”初起时，一批高级的党政军负责人由于种种原因被弄得懵头转向，不得不表示拥护。但随着形势的恶化，他们转而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体观念发动反击。1967年2月16日，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怀仁堂举行碰头会。主持人周恩来坐在会议桌头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界和军界领导人很自然地坐在一边，而陈伯达和康生率领的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王力等中央文革“新秀”也很自然地坐在了另一边，真可谓“两军对垒，阵线分明”。

在这次会议上，老干部们在“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稳定军队，要不要保护老干部等问题上与文革小组展开激烈的辩论，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陈伯达、张春桥之流被驳得瞠目结舌。毛泽东得知这次争吵后，于2月18日晚召集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了老干部，并说：“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他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林彪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从2月22日至3月18日，中央又多次召开“政治生活会”，批判这些老干部。随后，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在社会上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¹⁸⁾、“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的浪潮。对于老干部的“二月抗争”，美国史学家哈里·哈廷有深刻的分析，他写道：“在某些方面，中南海一系列会议的结果颇类似于大跃进中1959年夏庐山会议的结果。这两次会议召开之时，中国都处于由毛泽东发动的喧闹的群众运动中，而运动的破坏性后果都已经明显地展示出来。在这两次会议上，一些高级官员不仅批评了运动的过火行为，还表达了从整体上对运动的反对，毛把这种批评视为对他个人领导地位的挑战。结果，不仅这两场运动在其不利后果已经清楚显露出来之后还继续长时间进行下去，而且原先采取的意在医治其不良后果的措施也被中止或推迟了。因此‘二月逆流’产生了使文化大革命再度激进的作用，它使二月早些时候为恢复秩序而作的努力都受到了批判。”⁽¹⁹⁾

“二月抗争”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