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造反派强占列车上北京见毛主席，双方大打出手致91人受伤

五、工人造反派的出现

按照原定部署，“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领导机关；工交企业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有领导地、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进行。但是，在“文革”狂热的造反气氛下，许多工厂在1966年夏就出现了反对厂领导的大字报。不久，由省市领导委派的工作组进驻工厂，他们在大多数工人支持下，坚决反对造反。造反派虽然寡不敌众，但坚信“真理”在手，压而不服。一些反对造反的工人在工作组与领导的支持下，也建立自己的组织。这样，围绕着要不要造厂领导的反的问题，两派尖锐对立。

1966年10月，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煽动造反的音调升高，工人造反派从中吸取了力量，加大了斗争力度。11月9日，上海17家工厂几万名造反派联合成立了以31岁的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这是全国第一个全市范围的激进工人组织。“工总司”要求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曹荻秋承认其合法性，但曹荻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的指示，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几千名工人造反派决定带着要求上北京见毛主席，为此他们强占了一列开往北京的列车。上海市委命令火车停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小镇安亭。造反派气愤万分，11月10日中午在安亭车站卧轨，导致沪宁线中断30多个小时。

事件发生后，市委及时向中央报告情况，中央文革小组让张春桥回沪处理此事。14日，张春桥签字同意“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组织，条件是他们的革命活动不得影响正常的生产。毛泽东肯定了张春桥的“当机立断”。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煽动下，造反派红卫兵到工厂串连，“煽风点火”，学校和工厂、社会上的造反派由此相互声援，连成一气。(www.xing528.com)

工人介入造反，使掌管生产的中央领导忧心忡忡。11月16日，根据周恩来、李富春指示，谷牧、余秋里主持召开工交企业座谈会，草拟了《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即《十五条》，主张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以正面教育为主，不搞“五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但遭到毛泽东的否定。紧接着在12月初，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另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即《工业十条》，鼓励工人成立群众组织，实行“五大”。15日，中央又颁布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即《农村十条》，规定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群众组织。

当工人卷入“文化大革命”时，他们中间也产生了势不两立的派别分裂，即“分裂成老工人和技术工人与年轻的非技术工人和学徒工的阶级，前者受益于旧的工资和奖金制度，他们一般希望保存现有的政治秩序；而后者较差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使他们更倾向于向党的官僚机构造反”⁽¹⁴⁾。在上海，前者表现为一个拥有80万人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的保守性组织（11月26日成立，简称“赤卫队”），后者则是拥有60万人马的激进造反组织“工总司”。当时每一家工厂、每一个单位都有对立的“赤卫队”与“工总司”的分支组织。除此之外，上海还有70多个各自为阵的工人“造反司令部”。

随着形势发展，工人中的两派组织之间的斗争日益频繁和激烈。12月底，“赤卫队”万余人到康平路上海市委办公地点要求曹荻秋接见，上海“工总司”10万人马将陆续到此的3万名赤卫队员围困在康平路附近各街道。30日凌晨2时，“工总司”发起进攻，双方大打出手，造成91人受伤。接着240多名赤卫队头头被捕，“赤卫队”士气大挫。“康平路事件”是上海也是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事件。在冲突中，工厂停产，交通停顿，经济陷于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