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批评工作组、支持红卫兵以后，北京的中学生和少数大学生纷纷起而仿效，红卫兵初步形成为有众多学生参加的政治组织。
红卫兵最初的动向只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建立革命后代的阶级队伍，后者引起了强烈的争论。1966年7月，北京航空学院附中传出一副带有血统论色彩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7月底8月初，从北京的中学开始，掀起了“辩论对联”的狂热。这场辩论唤起了许多“红五类”（即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子女虚狂的优越感，动员他们站到了红卫兵的旗帜下。在辩论中，北京工业大学三系学生谭力夫最为显山露水，他那狂热支持血统论的大字报《从对联谈起》以及8月20日在该校集会上的讲话，迅速风靡全国。以福建为例，那里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谭的“讲话”写得好，在省委的指使下，几十万份被复制的“讲话”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农村。人们上火车、乘汽车、进商店、到医院都要报出身。出身不好的人，“理”当拒之门外。
当时的红卫兵主要成员是中学生，他们的领导人物几乎是清一色的干部子女，工农子女只是追随者和跑龙套的角色。红卫兵的典型装束是一身绿军装，腰扎武装带。他们把“血统论”作为自己的组织原则，自称“自来红”，而将“非红五类”子女称为“狗崽子”。他们对后者不仅进行人格上的歧视和侮辱，而且还有肉体上的伤害和折磨。
上述“对联”明显地违背了党的一贯政策，脱离群众，也使红卫兵有偏离“文革”大方向的危险：放松批判工作组，阻碍最大限度地发动学生造反，因此引起了“文革”领导者的不安。江青、陈伯达等文革小组成员都不赞成这副对联。陈伯达还建议将其改为“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对“对联”的“辩论”逐渐平息，但红卫兵的组织原则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这一时期建立的红卫兵后来习惯上被称为“老”红卫兵，以示与8月18日以后成立的其他类型红卫兵的区别。
1966年8月18日是红卫兵运动走向全国，正式形成强大政治运动的转折点。这一天凌晨5点，在东方太阳出现的一霎那，身着草绿色军装的毛泽东走过金水桥，来到在此恭候多时的百万红卫兵中间。接着毛泽东又登上天安门城楼，佩戴上红卫兵献上的袖章。红卫兵看见毛主席时，他们激动地跳着，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幸福的泪水流满了双颊，革命激情万丈澎湃。
随之，他们首先冲上街头“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于是“改名”开始了，“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街”，“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一些自认为革命的人，还把所谓带“封、资、修”色彩的姓名改为“红岩”、“卫东”、“捍彪”、“继江”、“永革”等。公安部门则以“报则速批”为原则，表示了对这种“革命”行动的支持。许多单位也贴出更改名称的大红喜报。(www.xing528.com)
在“破四旧”中，各地红卫兵纷纷寻找文物古迹予以摧毁，以倾泻自己的革命热情。于是西安的寒窑、海口的海瑞墓、洛阳的石窟、上海的普希金铜像……都难逃此劫。
红卫兵还焚烧图书典籍，封闭教堂庙宇，禁穿高跟鞋、旗袍、牛仔裤，禁烫卷发、买香水，禁养猫、养狗、养花。他们查抄所谓“牛鬼蛇神”的家，将其关进“劳改队”、游街、拷打；凡原籍在农村者则被驱逐出北京等大城市，让他们“饱尝群众专政的铁拳”。对此，一些公安部门、街道办事处、单位的领导人给予大力支持，主动向红卫兵提供“牛鬼蛇神”的名单。
红卫兵“破四旧”造成社会的严重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蜂涌而起的红卫兵山头林立，通令五花八门，揪斗、抄家、打人之风日甚一日，波及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对此，一些红卫兵头头认为，必须讲究政策，建立革命秩序，纯洁红卫兵队伍。8月24日，北京市西城区31所中学的红卫兵发起成立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不久，东城区、海淀区也成立了红卫兵纠察队（在西安成立的类似组织名为红色恐怖队，简称“红恐队”）。国务院和北京市委的一些负责人给他们以物质的支持和具体的指导，力图通过红卫兵内部的力量掌握红卫兵的活动。
当“老”红卫兵在做着为丛驱雀、为渊驱鱼的蠢事时，他们的反对派也陆续建立起独立的红卫兵组织。8月27日至9月6日，北京先后建立了3个大专院校系统的红卫兵司令部。红卫兵不再是思想倾向单纯、一致的队伍，内部的派别矛盾逐渐发生并日益激化。但直到10月初，“老”红卫兵仍是红卫兵运动的主体。
“破四旧”开始不久，“大串连”进入高潮。学生们由原来的跨校串连发展到省际串连。8月31日，毛泽东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周恩来发表讲话，代表中央支持串连，并宣布决定全国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串连。串连时乘车、食宿、逛公园一律免费。于是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北上”、“南下”、“东征”、“西进”，有的乘机周游全国，游山玩水，更多的则是去见伟大领袖和支援外地的“革命战友”。除北京以外，当时的大寨以及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等革命圣地成为红卫兵串连的首选目标。从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8次以不同的方式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人数高达1300万。
“大串连”造成交通工具的严重超载，以至火车厕所里也拥挤不堪，同时也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为此，12月10日，中央发出通知：暂停乘车串连。随后，又要求停止步行串连，“大串连”才算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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