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大革命”的再发动
由于工作组的严密监控,到7月中旬,在学校刚刚点燃的“文革”之火即有熄灭的危险。就在此时,毛泽东以为条件已经成熟,于7月18日回到他离别8个月的北京。这是1949年以来毛泽东在外地时间最长的一次,其中后5个月,传媒没有一点关于他的活动的报道,这造成了人们的悬念、猜测、忧虑。
回京前,毛泽东于7月8日在武汉给江青写信,信中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16日,在5000名游泳健儿的陪同下和两岸群众的欢呼声中,毛泽东畅游长江65分钟。几天后,《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畅游长江的巨幅照片和激情勃发的歌颂报道。一位73岁的老人竟能畅游长江,不能不使人对他那强健的体魄和“炉火纯青”的领导艺术产生由衷的信任和钦佩。
毛泽东回京后,看了一些材料,听取了一些汇报。他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7月24日,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指责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底,工作组纷纷撤出。这时曾被工作组批判过的“右派学生”,大多刚刚解除或正在争取解除政治压力,一时难以拉起自己的队伍。与红卫兵负责人会合为一体的各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填补了权力空白,领导学生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www.xing528.com)
为了冲破重重阻力,并使“文化大革命”合法化,毛泽东于8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有141人。有关负责人和首都高校师生代表(包括聂元梓)47人列席会议。会议一开始,即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并附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份大字报(13)。毛泽东在信中充分肯定他们的造反精神。8月5日毛泽东又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印发给与会者。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与会者,这才清楚“文革”的矛头是对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的信和大字报迅速传向社会。红卫兵按照自己对“司令部”的理解,纷纷将火力对准本地区、本部门的“司令部”。
全会认可了5月政治局会议对彭、罗、陆、杨的组织处理,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加了4名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并重新予以排序: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由第2位降到第8位,林彪取代了刘少奇的位置,成为惟一的党的副主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虽然有一些比较正确的规定,但总的倾向是发动群众,“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并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产生“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和《十六条》的公布,是“文化大革命”一度遭到“压制”后的再次全面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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