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如何进行支持与压制：50天的对垒

一、支持与压制：50天的对垒

“文革”开始前，在毛泽东的周围已经聚合起一批公开的或潜在的支持者，其中有这样三种力量。第一是林彪控制的突出政治的人民解放军——“枪杆子集团”。第二是江青网罗的一批激进文人——“笔杆子集团”。他们资历低浅，出于信念和野心的混杂，怀有相当教条化和理想化的政治观点。第三种力量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来因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一些政策的不公正而遭到损害的群众，尤其是一大批崇拜毛泽东的青年学生。

毛泽东依靠上述力量，逐步将全国引向了他设想的“天下大乱”。当然，“天下大乱”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通过“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

毛泽东热衷于“动”、“斗”哲学，坚信“大乱”才能“大治”、“大破”才能“大立”。因此，面临反右派运动以来中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他希望大乱。江青、康生摸透了毛泽东的心理，便趁势推波助澜，竭力制造混乱，以便从乱中获得更大的权力。而中央一线领导人则求稳怕乱，坚持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方针。这样就形成了“支持革命”和“压制革命”的对立和斗争。

1966年5月25日，在康生的授意下，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贴出第一张锋芒直指校党委及北京市委大学部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聂的大字报批评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和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党委副书记彭佩云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压制群众运动。以陆平为首的北京大学党委对聂的大字报立即予以反击，学生和教师中的积极分子被组织起来，贴出无数痛斥聂元梓的大字报，聂招架不住。5月末，经毛泽东在杭州批准，陈伯达代表中共中央亲临《人民日报》社进行改组，使该报为中央文革小组所掌握。6月1日，毛泽东在得知聂元梓大字报的内容后，大加赞赏，直接下令向全国广播。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陈伯达授意、修改和审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接着又刊登了许多煽动性文字。全国大中学校的造反浪潮迅速蔓延，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全国开始出现大动乱。

5月29日，即聂元梓的大字报贴出后的第5天，清华附中的10多位13岁至19岁的学生在圆明园旧址首先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造反组织——红卫兵。次日，一批用“红卫兵”名义写的大字报贴满了清华附中。随之，其他中学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各校的中学生、大学生开始停课闹革命，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红卫兵在“文革”中的一切怪诞、荒唐行为，都不是无源之水，它淋漓尽致地表露了“文革”前中国教育的偏颇导向。大体说来，中国的教育从1957年后随大气候的变化而日渐“左”倾，在“红”与“专”的关系中越来越强调“红”的重要性，“阶级斗争”渐渐成为“一门主课”，青年人的信息来源和知识面日益狭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封建残余”早被逐出学校门外；西方文化，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统统被当成“资产阶级货色”加以批判、封禁，青年根本不得与闻；随着“反修”斗争的日益尖锐，面向前苏联的文化交流之门也砰然关上。所剩下的，只是中国式的“阶级斗争”学说大行其道。此类“斗争”理论之所以能深深渗入青少年的心灵，是与一种坚信“我们这一代”将“亲手参加埋葬帝、修、反”的战斗，“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解放全人类的宏大理想和历史使命感紧密相连的。这种理想主义带有强烈的独断色彩，因而“唯我独革”、“唯我独尊”，根本不知宽容为何物。因此，当“文化大革命”呼啸而来时，学生们自然充当了急先锋。(www.xing528.com)

自聂元梓的大字报广播后，“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了一句流行语。许多大中学校党委受到运动冲击，学校工作陷入混乱状态。这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按照惯例，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并多次给毛泽东打电话请示汇报，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复。6月4日，刘少奇、邓小平乘专机去杭州，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问题。

经刘少奇决策，北京先后向400多个单位派出了近万人的工作组，其他城市也仿效北京派工作组到大学、中学。工作组进入学校后，把6月3日由刘、邓主持制订的“中央八条”作为灭火指南。“中央八条”规定，学生贴大字报、游行、集会只能在校内，不能上街。

结果，许多学校都出现了反工作组事件。当然刚开始，大多数人或由于长期接受党的教育，或者由于记取了1957年“右派”倒霉的教训，拥护工作组。但反工作组者，人数虽少，却仗着《人民日报》的社论，斗志高昂。工作组以为支持自己者是大多数，是代表人民的（如清华大学6月初反对工作组的约700人，支持的约1万人），便压制、围攻那些反工作组的师生。

工作组还在各校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革筹委会”，其成员自然是拥护工作组的。对于那些造反者，工作组毫不手软，将其划为“反党干将”、“右派”或“反革命分子”，进行残酷斗争。如因反工作组，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蒯大富被关押18天，开除团籍；西安交通大学学生李世英被戴上高帽子游校，自杀未遂。据当时北京24所高校的统计，到6月23日止，被工作组宣布为反革命或右派的学生达10111人，教师2591人。为了转移火力，工作组组织学生在学校批斗“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反党黑帮”，对一些著名的老教授、老专家戴高帽挂牌批斗。无疑，工作组的这些错误做法造成了与部分教师、干部的对立。

早在1964年、1965年，毛泽东就曾多次指责教育界搞“分数挂帅”，偏重书本，对学生管得太死，压得太重。这些责难引起了不少处于青春期学生的强烈共鸣。“文革”爆发后，学生们便自然把矛头对准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北京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全体同学，首先向全国中学生写了一封倡议书，认为现在的高考是中国封建科举制度的延续，表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不参加高考。1966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们的倡议书，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批转了教育部党组《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办法的请示报告》，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1966年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就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问题发出通知，决定从本年起，高等学校取消招生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从此，高考制度被废除⁽¹²⁾，全国高等学校停止按计划招生达6年之久，停止招考研究生达12年之久，停止接收外国留学生达7年之久。